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城镇贫困的特征演变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了1988-2013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以利用“马丁法”计算的各省历年贫困线作为贫困识别标准，发现25年间城镇地区的贫困率下降明显，尤其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的贫困率已经很低，贫困人口以选择性贫困为主，即消费不足成为我国城镇人口贫困的主要特征。家庭人口多、有未成年子女会有更大概率陷入贫困，而教育和稳定的就业则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当前我国城镇地区的贫困人口认定和救助主要以收入为标准，本文认为应充分重视贫困人口消费不足的问题，拓展专项救助的范围，同时增大对教育、卫生、住房等基本民生保障的投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过度储蓄，并特别关注贫困青少年的精神和物质消费需求。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统计测度

为全面反映居民贫困现状,需要对多个维度的贫困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多维贫困指数。对Alkire等（2008）的等权剥夺矩阵采用了非等权设计,改进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并将基于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与贫困深度的多维贫困指数统一到一个计算过程中,提高了计算效率。文章利用1997—2006三年的CHNS数据,在饮用水、收入、教育、健康保险、电器等五个维度,时中国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家庭整体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没有家庭存在5个维度的贫困;维度分解表明饮用水、收入、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来自陕南地区的证据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最重要减贫手段之一,通过搬迁安置和产业帮扶措施旨在提高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在脱贫的基础上降低其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利用陕南山区入户调查的数据,使用VEP方法,按照家庭消费的水平和波动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分解,从而深入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女户家庭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减贫效果,参与搬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陷入短期贫困脆弱的概率,集中安置、新阶段的移民搬迁工程有效降低了其长期贫困脆弱性;在男性为主导的家庭中,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提高家庭消费水平的同时,参与搬迁、搬迁时间等也导致了该类群体在总消费方面的波动,并提高了男户的短期贫困脆弱性。基于性别差异视角审视易地移民搬迁在不同家庭权力模式下的减贫效果,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政策启示。     

Rasch模型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的应用

文章首次将Rasch模型引入中国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中,并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对中国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家庭贫困状况差异明显,且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就全国家庭而言,收入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基础设施类维度贫困发生率较低;2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中,Rasch模型具有方便、独立、客观、可预测等优点,其既可用于计算贫困的发生状况,也可用来快速评估个体的贫困程度。     

多维视角下农村居民家庭的贫困测度

文章根据AF“双界线”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利用在山东省费县进行的农村居民家庭生计与发展调查得到的小型微观数据,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分解.得到以下结论:家庭多维贫困分解结果与单维贫困测度结果相互印证,这与家庭自身特征及家庭成员特征有直接关系;经济的发展极大的改善了居民家庭的资产状况,而生活水准仍有待于提高;教育、收入仍是贫困的重要成因,卫生设施、饮用水以及慢性疾病的贫困问题仍不能忽视.     

教育水平对农户就业行为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154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调查

利用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水平对中国农户就业行为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的教育水平对总收入有着显著的正作用,与农业收入呈负相关的关系,与非农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说明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高非农收入水平上。教育水平对农户农业就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就业而参与非农就业,而教育水平对农户的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农户总收入在省际间存在显著差异,省际间的农业就业参与差异不明显,但省际间的非农业就业参与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托达罗模型修正的农村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因为农村非农就业的快速发展已使其影响因素分析成为必要,故在修正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研究认为：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了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了验证以上结论而设计的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以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微观核算一体化及与宏观核算的协调——兼谈微观经济统计的出路

本文旨在阐明以下两个命题:(1) 微观经济核算中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并存的状况,应当被一体化模式取代;(2) 在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付诸实施的今天,微观经济核算模式必须与宏观经济核算模式相协调。     

社会商品购销平衡分析表的设计和编制

加强对流通领域的宏观调控,既是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整顿流通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必须首先从总体上对流通领域作出正确的分析,从而给我们提出了如下新的任务:(1)鲜明、准确地描绘和刻画社会商品纵横流转的运行轨迹;(2)全面、系统地分析和研究社会商品在流转过程中结成的各种数量依存关系;(3)科学、深刻地探索和揭示社会商品流转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编制社会商品购销平衡分析表,为国家有效地对流通领域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对接互补 共促发展——赣粤两省开放型经济分析与思考

开放型经济是建立在与外部经济广泛联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典型形态和高度化形式.其生产流通是内外联通的大循环,通过与其他经济体的交流,在更广阔的空间配置资源.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经济体的内外循环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外部导向性强,内在发展动力强,资源流动性强,运作节奏快,配置效率高.要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必须走开放型经济发展之路.     

GDP核算联管联控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GDP核算是统计业务工作的龙头。2005年,在执行多年的评估制度的基础上,对与GDP核算相关的农业、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财贸等四个专业的主要指标实行了评估和会审,横向、纵向建立起了GDP联审制度,使GDP核算和监控工作更加规范、透明。2006年起,针对核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为了进一步提升GDP核算的龙头作用,在前几年探索实践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推出了专业联管、省市联控、网状管理的联管联控新方法,取得了实效。一、联管联控理念提出的背景2000年以来,我们对地市级GDP核算数据实行了由省级评估的下管制度,2005年一季度起改进…     

对我国统计监督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及创新

一、对我国统计监督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一 )对我国统计监督理论的反思1 理论界强调统计监督 ,但实践中缺乏系统的统计监督理论作指导。统计监督的理论渊源来自列宁关于“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就是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建立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列宁选集》第 3卷 ,第 4 99页 )的论点。然而列宁这个论点涵义很广 ,并不单指统计监督而言 ,它还包括在计划、物资、投资、劳动工资、市场物价、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管理等方面 ,都要实现全民的计算和监督 (李杰生、刘树义 ,1988)。建国以来 ,我国历届领导在全国的统计工作会议上指出应加强统计监…     

平衡城乡收入分配 协调工农业生产发展

文章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重点,依据丰富翔实的资料,深入论述了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趋向扩大的成因,指出了宏观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措施,以促进工农业调协发展.     

Empirical and rank processes of observations and residuals

Empirical and rank processes of a sample are shown to converge under weak conditions. These results are then extended to analogous empirical and rank processes formed from the residuals of a linear mode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limiting processes are obtained by means of a special construction. The technicalities are honed to require few regularity conditions.     

Extension and necessity of Cheng and Wu conditions

Repeated Measurement Designs, with two treatments, n (experimental) units and p periods are examined. The model examined is with uncorrelated observations following a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with constant variance and the parameters of interest are (i) the difference of direct effects and (ii) the difference of residual effects. In this paper (a) the difference of Universal optimality and Φ-optimality is clarified and (b)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Cheng and Wu (1980) are extended to include the case n=2 mod 4, p even, (c) also it is shown that these conditions are also necessary for Φ-optimality for estimating direct as well as residual effects, and (d) a method is proposed to construct Φ-optimal designs and examples are given when n even and p=3, n=0 mod 4 and p=4, n=2 mod 4 and p=4. In the last case the estimated parameters in the optimal design are corre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