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变人们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统计研究明显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这不利于相关部门监测数字经济发展和科学制定政策。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演进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经济分析局等国际组织和官方统计部门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统计划分。结合中国已有相关统计分类标准,提出了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具体包括数字设备制造、数字信息传输、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容与媒体、互联网应用及相关服务5个大类,共计22个中类、122个小类,并与国际上现有的相应产业分类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可为官方统计机构建立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统计和发布相关统计数据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

为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数字经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区域内发展不充分问题，文章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进行界定，据此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错位修正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时空演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两极分化较为明显，从时间上看，样本研究期内各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升有降，大多数省份均在上升但增速不高，从空间上看，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特征，同时具有较强的集聚性且大部分省份处于低水平地区。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科学把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禀赋差异，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提质转型，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依据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以及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使用改进的指数法测度并评估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采用聚类分析法揭示其空间发展格局。研究发现，2015—2020年，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暂居末位，并且落后型省份在数字经济测度的各项维度指标中均不具备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基本形成了东部省份集体领先、中部群体次之、东北和西部区域相对落后的俱乐部式阶梯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在发展速度上，省域数字经济的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并且中西部地区的增速已经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形成集体追赶趋势。使用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对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分析显示，长期内，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省际之间的经济交流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形成收敛趋同现象，这一结论在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模型以及变换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后均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为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动态互促的良性发...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伴随着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显得愈发重要。在梳理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和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济测算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研究，提炼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指数、消费指数、社会指数、创新指数5个方面维度、10个分项维度以及32个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基础指标权重后，又用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测算出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指数，得出不同地区5个方面维度的指数。比较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后，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但是增速较慢。中西部省份增速相对东部地区更快，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收敛趋势。为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相比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消费升级，改善数字经济社会服务，尤其要重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要着重培育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中国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东中西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预测

本文以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标准,使用2018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构造数字经济测算框架,测算并预测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本文研究结果为全面系统考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结构特征提供了数据基础,为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和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互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2006—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IV-2SLS）和广义空间三阶段回归（GS3SLS）模型，验证了产业数字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并探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数字经济提升经济韧性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各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产业数字化会促进数字产业化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在其双重内涵的协同作用下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正向的影响；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生存支持、经济发展支持和环境支持这三个途径助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     

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对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研究期内，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且有待提升，区域差异较为明显；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呈同类集聚态势，且该趋势不断加强。区位优势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逐渐加强，创新环境、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发达地区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开放程度更能有力拉动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平衡性分析

基于2012—2018年的省域数据,从资本投资视角出发,采用LMDI模型将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总效应分解为数字产业资本投资规模效应、效率效应和地区结构效应三个维度;采用σ收敛模型和绝对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的平衡性进行分析;采用条件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本投资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资本投资效率和地区结构是短板,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存在条件β收敛。促进区域数字产业三个维度的平衡,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能够驱动中国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脱钩水平及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文章运用脱钩模型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水平，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发现：全国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以弱脱钩为主，东部地区省份脱钩的稳定性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脱钩的内部差异最大；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连通可达，网络联系、网络密度和稳定性趋于下降，网络结构等级逐渐被打破；上海和江苏等省份不仅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还承担“中心行动者”和“桥梁”的角色；各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呈现显著的梯度性，板块内部存在明显的“俱乐部”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资源要素向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     

数字经济的统计界定和产业分类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然而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数字经济定义和产业分类标准,亟需明确数字经济统计界定,统一产业分类标准,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提供支撑。首先,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狭义和广义定义基础上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广义界定。其次,将其生产活动归纳为核心活动和应用活动两部分。最后,进一步构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分类体系,将数字经济核心活动识别为数字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贸易业、数字技术服务业和数字驱动产业4个大类、19个中类,将数字经济应用活动识别为电子商务产业、数字内容产业、数字金融产业、数字政府产业和 其他数字产业5个大类、24个中类,共计9个大类、43个中类。本文研究成果有望为完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分类标准、制定产业政策和定量测算产业规模提供参考。     

SNA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问题研究

我国尚未建立起数字经济生产核算体系,缺乏数字经济增加值等官方统计数据,不利于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及制定相应政策。本文基于SNA 视角探究了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相关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不同阶段其内涵表现不同,相应生产核算范围既是对现有SNA 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发展和突破;从核算目的、核算主体、核算客体和核算方法等要素看数字经济生产核算,既应与传统SNA 生产核算保持协调和遵循,又分别表现出其特殊之处;我国应分阶段推进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实践,新生型数字经济可借助“三新”统计工作实施,融合型数字经济需借鉴R&D 核算制定专门的核算和调查制度。本文能够为我国统计部门开展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工作和认知数字经济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概念架构与编制实践研究

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是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核心表式,具有统计协调和分析工具的双重作用,能够准确监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及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目前,国际上对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的研究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还未有国家编制出基于实际数据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前瞻性探索,但系统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构建指南还亟待完善。本文首先从供给和使用层面构建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概念框架,界定数字经济特征活动的概念和范围,梳理OECD 划分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中的产品清单和数字经济产业分类;阐释数字经济最终消费、固定资本形成、贸易活动的内涵和种类。其次,围绕“产品×产业×特征活动”三重维度,设计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整体架构、阐明其核心指标。再次,编制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实例,剖析编制流程、总结编制要点。最后,提出结论和建议。本文尝试完善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为提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提供核算方法参考。     

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现行统计核算体系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其在经济生产、收入分配和资本核算方面的挑战，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的设计原理及可行性。首先，探讨了数字经济活动对现有核算体系中生产核算、收入分配核算、资本核算、金融核算的影响，包括数字经济核算与中心框架中产业单位、交易特征、生产者、生产范围、收入分配等的关系。然后，基于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分类和中国核算实践分析了中国产业、产品分类的国际可比性和可行性，形成了对数字经济生产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和资本核算的专门性设计，并构建了一般性的核算指标。在框架设计的基础上，对2012-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主要产业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初步测算。最后，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现状，对中国开展数字经济核算工作提出了建议，即建议深化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核算体系及相应的核算方法体系、研究开发中国数字经济高频大数据的获取方法、完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产品分类标准及相关统计规章制度。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UIBE GVC数据库中的ADBMRIO表从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对相关指数进行修正，使其可以准确反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随后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与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个制造业产业自2010-2017年间的耦合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在总值贸易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可以保持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从细分区域来看，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制造业的耦合性表现则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均表现一般；从细分行业来看，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纸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双边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最后，针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问题，本文从竞争、互补、依存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升双边制造业耦合水平的建议。     

基于融合视角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编制研究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对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提出更高要求。本文选取了OECD、BEA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核算框架进行差异对比,结合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重要方略,明确编制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测算目的是掌握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作用传导机理和影响形成规模,从而决定基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融合的视角定义数字经济产业和产品,将其分为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融合产业,以及数字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并据此识别数字经济核算界 限,尝试构建具备全面性、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基础框架,设计了核心表式和相关总量指标。文章最后针对构建卫星账户的现实挑战,从政府、企业、社会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三维责任视角的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再核算

自控制全球变暖、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际共识以来,“碳排放责任核算”问题迅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晋、陕、蒙等资源型省份为阐述重点,立足于自主编制的特色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借助MRIO分析方法,基于“生产者责任”、“消费者责任”和“收入者责任”三维责任视角的碳排放责任界定模型,重新核算了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并对比分析了三维视角下各省人均、地均、部门排放量和碳强度水平,为进一步科学合理界定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向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贡献国内省际责任分解的“中国方案”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类型省市在三维责任视角下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差异较大,经济中心京津冀三省市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而其主要资源支撑省份晋陕蒙三省则恰好相反;“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各省市排放量（除河北省外）均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排放和“消费者责任”视角排放;各省人均排放量、地均排放量和碳强度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关键部门在三维视角下排放量的差异特征是形成各省市承担不同排放责任的主要原因,“收入者责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供给型省份应承担的碳排放量。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在未来分省碳排放责任界定时要综合考虑各类视角、针对仅采用一种视角核算的弊端须作出前瞻性政策安排等建议。     

制造业效率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制造业的发展关系到第二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增长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制造业各行业及中国各省制造业效率情况，然后利用中国省级制造业效率指标以及专利申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制造业效率影响因素的外延数据构成面板数据（Panel Data）建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专利申请与制造业效率呈负相关。     

分享经济核算需要厘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社会各界对其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有关核算研究及统计实践面临诸如定义、生产范围界定、统计分类、估价和增加值估算等问题。为此,本文立足于理论与实 践的角度,结合各方面研究归纳出分享经济的本质,一种有偿暂时性让渡闲置资源使用权的市场性分享 活动,这种活动在互联网通信技术,尤其是分享平台的助力下,进入了规模化发展阶段。同时,利用SNA的生产观点归纳出分享经济的生产与产出统计范围,并对相关统计分类方法和标准进行了探讨。最后,针对分享经济估价问题提出了有关估算方法。 本文的创新在于提出了分享经济活动的理论边界,明确了分享经济核算研究的主体及统计范围,有助于解决统计实践中产品与行业活动“统不进、分不开”的问题,为完善“三新”统计制度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