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FDI溢出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根据行业污染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三类,引入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构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环境规制面板数据模型,并检验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环境规制、FDI水平溢出和前向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均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重度污染行业检验中,仅有FDI前向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呈"倒U"型;中度污染行业检验中,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轻度污染行业检验中,环境规制不仅支持"波特假说",而且有利于增强FDI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成效。     

服务业集聚对区域资源错配影响的非线性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及资源错配程度进行统计测度的基础上，对二者间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之间均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考察期内我国约77%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而加剧资本错配的阶段。从分行业检验结果来看，生产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而消费性服务业不显著；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与劳动力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公共性服务业则不显著。经测算，我国约63%的地区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处于加剧资本错配阶段，而所有地区的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普遍较低，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阶段。基于资源配置过度和不足视角的检验结果表明，资源错配类型的不同也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此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规制的强化将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应评估

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正式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克服环境信息披露的测量困难与内生性问题,首次考察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果,并借助数理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规范阐释。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且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期性;同时,减排作用会随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呈现递增规律;此外,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传导机制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减排技术进步。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工具变量、安慰剂等多种方法的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为提升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12个地级市作为决策单元,构建熵权法结合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2007-2014年湖北省城市绿色创新平均效率为0.307,仍有近70％提升空间;城市间差异显著,武汉、宜昌、襄阳优势明显.②科技人员和科技支出作为创新资源投入对于湖北省绿色创新产出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科技人员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而环境污染指数对于绿色创新存在着明显的抑制作用.③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效率呈“倒U”型关系,“波特假说”中合理的环境规制的重要性也得到印证;④区域开放程度对湖北省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作用,教育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湖北省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资源型城市的要素错配问题更严重吗？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首先对现有要素错配测算方法进行改进，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基础上加入能源投入要素，推导出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系数和相对扭曲系数，从错配程度和错配方向两个层面构建了一个新的要素错配测算框架；进而，以2003—2018年城市层面数据测算了我国254个地级市的要素错配程度和错配方向；最后，根据资源型城市的类型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从城市平均水平来看，能源要素错配问题最严重，劳动要素的错配程度次之，资本要素的错配程度最低，大部分城市存在资本和能源要素配置过度、劳动要素配置不足问题；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要素错配问题更严重，劳动、资本和能源三种生产要素的错配程度均较高；其中，成熟型城市存在过度使用资本和能源要素的情况，而衰退型城市则面临着资本要素配置过度和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双重困境。     

资源错配测算与产出损失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要素市场的重要性随之凸显,资源错配也逐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资源错配是由于市场中对土地、人力、资本等一系列资源的分配不当所导致的资源运用不合理、不完善。文章以贵州省为例,对相对扭曲系数、产出缺口和产出变动分解等不同情况下的资源错配进行测算,并运用面板数据探究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贵州省对于资本资源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各市州劳动错配程度高于资本错配程度且多数市州倾向于资源配置不足,市州间资源错配导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产出份额变动与投入要素价格扭曲对产出起到抑制作用,政府过度干预将导致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的程度加深。为此,提高劳动力质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     

环境分权、环保约谈与环境污染

环境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应是现有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7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手工搜集整理河长制与环保约谈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环境分权和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长期抑制作用，河长制的实施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空间角度看，环境分权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长江中游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最为显著；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治污效力远高于环境分权的政策效果，但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滞后效用有所减小，表明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一种短期影响；环境分权与环保约谈双管齐下的治污效果更为显著，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但二者双管齐下的治污效力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因此，文章从构建环境监督执法垂直管理机制、重视事前预警约谈、建立跨流域环境联防联治体系等角度提出改善环境污染的相关政策。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效率

文章基于2006—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对能源效率的动态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实证考察了在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下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二者间呈“倒U”型关系；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相比，调整质量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的融合发展对提升能源效率具有更强的效果；同时，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门限效应，即当调整幅度与质量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能更加显著地增加对能源效率的正效应。     

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污染

文章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洋环境管理事务权力的下放不利于海洋环境治理，将导致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产生“绿色悖论”效应。（2）海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但在环境分权的影响下，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会被弱化。（3）当以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海洋环境规制对于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分权水平超过0.0605时，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将被显著削弱。为促进海洋环境良性发展，应适当增加中央政府对于海洋环境治理的权力，推进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健全垂直型环境规制治理体系，因地制宜地设计环境分权策略。     

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算,运用静态、动态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并且当前我国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依然体现为负向作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传导渠道分析表明,环境分权通过资源错配渠道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具有地区异质性、结构异质性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为调整及优化环境分权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环境规制、金融控制与经济波动

环境规制在降低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效应时也造成了经济波动,金融发展是否可以平抑这种波动?对中国31个省市1980-2011年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及经济波动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跟经济波动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波动有平抑作用;金融控制越弱、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越小。中国应在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弱化对经济运行的负面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外部性与环境污染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和集聚外部性的综合理论框架下,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外部性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空间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城市污染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且这种正向空间正相关性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呈现有规律的减弱趋势。在控制了FDI与集聚外部性的交互作用后,FDI引入明显降低了区域污染排放强度,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进一步增强了FDI的减排效应,但其影响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曲线特征。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而言,小城市更容易受益于专业化集聚带来的Mar外部性,大中型城市更容易分享多样化集聚带来的Jacobs外部性红利。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暗含着“同质”假设，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着相似的环境影响轨迹。本文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相对而言，我国在SO2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固体废弃物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废水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因此，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优化环境规制形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空间计量模型视角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成机理研究

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研究中往往隐含着特定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彼此独立互相之间不存在关系的假设,这就抹杀了空间因素对环境-经济关系的影响,由此得出的结果也是值得商榷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故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利用综合污染指数作为环境污染指数CPI,并基于2000-2010年的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空间计量的视角下进行研究,得出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空间相关性的结论.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

本文通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全面反映环境污染非期望产出,运用基于非径向、非角度包含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然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和空间Markov链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分布动态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呈现“东高西低”非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的分布状态;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地区差异整体上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地区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是造成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分布的演变总体上受到邻域空间滞后类型的影响,但在传统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方式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在时长1年内很难实现短期跨越式发展。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

本文使用1999-2011年中国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从工业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机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环境污染程度的正向变动,引起环境规制强度增大,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却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基于不同要素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长期互动机制,但短期互动机制并未显现;(2)二者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分别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存在较大差异;(3)在污染程度较高、R&D强度较低的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而在技术密度较高、规模较小、垄断程度较低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强度的短期影响效应更加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了调和这一矛盾的政策建议。     

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之测度——基于长期均衡视角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利用浙江省1985—2009年的数据,从协整的角度检验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环境库兹涅茨（EKC）效应,并运用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三废＂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浙江省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其中废气排放量符合EKC的＂倒U＂型形态,而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曲线形态则为＂N型＂。同时表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是导致环境污染的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