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部江西、河南、山西、湖南和湖北五省2005-2011年的环境污染、经济增长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双对数模型探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单调递减、单调递增、“U”型、倒“U”型、倒“∽”、“N”型中的哪个形态.由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工业化进程的快慢,致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脱钩的拐点迥异,并且各省份通过拐点的时间有先有后.实证的结果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较大的出入,表明各省在贯彻可持续发展和“五化”同步的进程中摈弃了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检验——基于河南省的实证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河南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临界值为2.3311,在临界值左侧,金融结构会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而越过临界值后,金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转为负向;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两者关系具有调节效应,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临界点将左移,且曲线变得更陡;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仍满足“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正向相关。     

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基于分位回归验证Kuznets假说

文章运用分位回归方法探讨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位回归有助于解释在不同分位数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关系。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体呈“倒U型”，但在不同阶段会呈现“N型“。二氧化碳排放高的地区存在着比较明显EKC曲线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二氧化碳排放将逐渐减少，但目前我国还处于上升时期。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从数字经济的协同渗透效应和挤出效应出发，结合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16—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适度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并以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测算、变化机制与政府干预效应

本文利用改进的APG模型框架对中国各省份地区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增长进行分解和测算,并针对导致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主要的发现是：技术效率和企业净进入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要素配置效率对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由此验证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内在因素。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是,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是造成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动因,这种干预效应总体上呈现倒U型关系。更为细致的分解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于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效应呈倒U型关系,而对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呈U型关系。这些检验结果均证明,全面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对微观经济部门的扭曲性影响,是维持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改革措施。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能源对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替代能源的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性呈逐步减少趋势.通过对建国以来(1953～2008年)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运用能源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发现我国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呈先倒U型后正U型(N型),说明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能源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最后提出了发展替代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之测度——基于长期均衡视角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利用浙江省1985—2009年的数据,从协整的角度检验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环境库兹涅茨（EKC）效应,并运用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三废＂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浙江省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其中废气排放量符合EKC的＂倒U＂型形态,而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曲线形态则为＂N型＂。同时表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是导致环境污染的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构成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文章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教育和健康两种构成因素,运用分位数回归对中国居民的收入方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1)教育、健康和物质资本对中国居民收入都有促进作用;(2)在各收入组别中,教育资本回报率都显著高于健康资本和物质资本回报率;(3)教育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呈现倒U型,健康回报率只对低收入居民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     

江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结构效应

本文通过定量研究测算了江苏省1978-2000年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结构变动系数及劳动结构效应,发现在劳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劳动结构系数有降低的趋势,总劳动结构效应呈倒“U”型变动,边际劳动结构效应递减,经济增长与劳动结构效应则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最终得出我省“十五”期间仍有调整劳动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的结论。     

城镇居民住房财富波动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借鉴EKC假设,利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及各地区2000-2015年城镇基尼系数和住宅价格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全国城镇住宅价格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关系,城镇住宅价格调控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有可能实现“共赢”;但是,需要警惕房价跨过“N”型第二个拐点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各地区城镇住房财富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形态呈多样化.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

本文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分别从地级和县级行政区层面研究了1992-2016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受地级和县级人均GDP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限制，首先利用省级人均GDP与灯光亮度关系估算地级和县级的经济产出水平。基于地级和县级经济产出水平，测算了地区经济差异指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证实了各省份、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呈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对泰尔指数进行四大地区分解，发现了四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我国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根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研究再次证实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还发现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经济不平衡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教育水平的提升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分别扩大和缩小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但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和政府消费与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关系并不显著。     

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拐点判定及其增长效应

本文利用1992-2012年我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以及城乡消费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化是引致城乡消费差距变动的核心变量,且城市化导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倒U型”拐点大致发生在2003年,东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倒U型”趋势显著于中西部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的城乡消费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城乡消费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且这种负面效应在东部要比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显著。可见,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消费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依次影响的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具有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的再探讨

文章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对1995～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论证在此期间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否成立.在控制地区人口密度对环境质量影响后,研究发现:基于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倒U型特征:基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N型特征;人口密集化有利于工业废水减排、工业烟尘减排和工业粉尘减排,然而较高人口密度不利于二氧化硫减排.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1980-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逐步回归法对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倒U型”规律,但该规律并不能解释1980-2013年间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在剔除所有影响因素情况下,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符合“倒U型”规律;使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偏离“倒U型”规律的主要原因是超前城市化与对口援疆政策.此外,经济增长有助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拐点的提前到来;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弥合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才能进一步缩小新疆城乡收入差距.     

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EKC检验

文章基于2004—2019年粮食主产区面板数据，运用清单分析法核算了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从农业技术水平和非农就业两个维度对13个粮食主产区进行门槛回归分组，在有效化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异质性”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了不同组别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演化规律。结果表明：门槛回归分组能有效化解EKC“异质性”问题，以农业技术水平和非农就业为分组变量可将粮食主产区划分为“低-中”“低-高”“中-中”“高-中”农业技术水平和非农就业组；不同组别粮食主产区的农业面源污染EKC形状和拐点显著不同，“低-高”和“中-中”组为“倒U”型，“高-中”组为“倒N”型；不同组别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EKC所处发展阶段具有趋同性，多数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仍处于随农业经济增长而上升的阶段。由此，提出强化农业污染防治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建立健全农业污染防治社会化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农业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和因子测度公式测算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关系；本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门槛效应，且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