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MATEL的数字鸿沟影响因素辨识

基于数字鸿沟分层(接入层、使用层、知识层)的视角,构建了数字鸿沟成因和发展模型,建立了数字鸿沟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了专家数据,然后运用DEMATEL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找出了其中关键的影响因素.     

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并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仍然受到“数字鸿沟”的制约。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数字鸿沟视角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地区和结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调节机制，数字鸿沟在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接入鸿沟起到抑制调节作用，而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则起到强化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数字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避免数字金融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鸿沟与中国经济增长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信息分化水平的演进,中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数字鸿沟开始出现缩小的趋势;数字鸿沟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倒＂U＂形。然后,分析数字鸿沟变化受到对外贸易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信息产业薪酬、信息知识普及率等因素影响的程度。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针对数字鸿沟,要采用多方面的配套政策。     

城乡数字鸿沟持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全球信息化潮流势不可挡,中国信息化进程也在大步迈进,伴随着信息化出现的城乡数字鸿沟却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障碍,其对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数字鸿沟同方向变动,城乡数字鸿沟扩大1％,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拉大0.013％,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可小觑.     

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检验与测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而弥合“数字鸿沟”成了发挥二者协同关系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三级数字鸿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但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动态均衡的,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确实存在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乡“数字鸿沟”开始逐步弥合,并且这种弥合效应在时间线上呈现逐步强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弥合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并因城市所处区位的不同和城市规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信息资源建设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因素,认为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有较大的影响,科技水平的影响较小,居民收入没有影响.政府应该继续加大信息资源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以增进居民信息福利,缩小数字鸿沟,进而缩小经济差距.     

中国ICT产业发展的低碳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2005-201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利用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对碳强度的影响,发现ICT产业发展与碳强度变化呈明显背离关系,即发展ICT产业可以有效降低中国经济的碳强度。在此基础上,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分解各有关因素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碳强度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ICT产业的环境绩效差异对于可解释的碳强度差距有较大影响,数字鸿沟的存在妨碍了ICT产业低碳经济效应的释放。     

美国数字鸿沟解读

尽管美国是信息技术革命中最大的赢家,但由于国内不同社会经济团体之间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不平等状况,也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消除数字鸿沟的方法和措施.分析美国政府消除数字鸿沟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构建和谐信息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18年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实证发现:数字经济省际关联呈现出"中心—外围"式非均衡分布发展特征,各省在网络中的联系较稀疏、稳定性较差、等级结构较弱,但彼此互通可达;数字经济发展中心位于东部沿海省份,扮演"桥梁"和中心行动者角色,从外围省份不断吸引要素资源,并对外围关联省份的辐射力大;各板块间的联系和溢出显著,发挥东部省份双向溢出和主受益板块的中心优势,引导中西部省份经纪人和净溢出板块,增强其发展能力;各省产业结构、区域开放、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等显著差异共同驱动数字经济空间关联。要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注重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制定区域差别化发展政策,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省际协同发展。     

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分析——兼析数字鸿沟与经济鸿沟的数量关系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十分明显。本文利用多种统计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的比较和分类,并对数字鸿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数量依存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待论证。为此，从理论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且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具有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中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此外，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空间溢出特性。研究有助于阐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动因、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数字鸿沟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之数量关系

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文化程度或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互联网的应用状况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常被称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为了具体认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揭示这种数字鸿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数量依存关系,本文将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大量数据,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中国各省（市、区）间数字鸿沟现状宏观分析——以第10～19次CNNIC统计报告为基础

CNNIC统计报告可用于从宏观层面分析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以第10～19次CNNIC统计报告中的网民比重、域名数量、网站数量、IPv4地址等四类数据为基础，按照分布情况进行了分省排名对比分析，以揭示中国各省（市、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同时对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前景进行了展望，认为该问题的解决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企业的参与也必不可少。     

关于国际数字鸿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社会中,信息通信技术(以下简称ICT)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的普及程度和应用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从狭义来看,数字鸿沟是指不同主体之间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普及和扩散中的不均衡状态,表现为各个主体在ICT拥有数量上的差异性。     

中国数字贸易效率与数字贸易潜力测算

文章以与中国发生双边数字贸易的27个主要国家2000—2020年的数字贸易数据为考察对象,通过构建数字贸易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数字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数字贸易效率的因素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贸易国开展数字贸易的效率普遍较低,但数字贸易潜力巨大,且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进行数字贸易的潜力最大;从行业来看,其他商业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大,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次之,通信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小;从影响因素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对中国提升数字贸易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贸易国人口规模、地理距离会抑制中国开展数字贸易。     

我国省际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测算及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通过专利文本分析识别得到45万余条我国数字技术专利,构建二阶段时空极差熵值法测算我国2000—2020年31个省份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方法,从空间和结构双重视角探究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寻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0年以后增长态势更为明显;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是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最高的5个省份;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东–西”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创新数量差异是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从驱动因素看,研发人力投入是影响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主导因素,研发人力投入与信息基础设施的交互组合是关键性驱动因素,不同地区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本研究丰富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评价相关研究,对探索各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物流业数字化程度测度

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社会物流统计调查制度》和《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物流业和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编制了2012年、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包含物流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区分产业内与产业间关联性,以数字经济对物流业的溢出和反馈效应测度物流业数字化程度,并分析了物流业数字化程度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物流业整体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产品制造业对物流业数字化的贡献度最高,随后是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技术应用业贡献度最低;4个物流业部门的数字化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贸易物流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和邮政物流业,其中贸易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数字化程度受数字产品制造业影响最大,邮政物流业受数字要素驱动业影响最大,仓储业受数字产品服务业影响最大。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全国视角与分区域视角全面估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处于明显非有效但易提升阶段;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区技术进步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为负,银行集中度以及政府金融集权度对全国的影响和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影响一致,且均为正向影响。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