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收集的数据,对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现状进行描述。在对中外关于流动人口和婚姻质量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影响流动女性婚姻质量因素的假设,进而对实证资料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条件、流动经历、物质条件以及婚育状况等都是流动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对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现状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婚姻满意的相关因素．为提高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质量提供可靠的依据。方法：参照国内外学者关于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编制《婚姻满意度测验》问卷。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结论：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度平均值未达到比较满意的程度，不同婚龄组的婚姻满意现状有显著性差异。婚前了解、丈夫信任、夫妻调适、夫妻沟通、丈夫帮助、性格相容、是否为经济担忧以及丈夫是否暴力与婚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而气候、饮食、生活习惯、语言、双方父母认同、与娘家联系、社区接纳等对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婚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婚姻稳定性的微观解释框架，然后通过对１９９６年４省市６０００多个已婚男女的问卷抽查资料的路径分析，评估中国婚姻的稳定状况和检验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要稳定中国婚姻就要坚持质量导向，努力提高现存婚姻生活的质量。     

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中国的性别失衡背景和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2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其生命质量水平较低;无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和婚姻状态,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生命质量显著低于未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挤压感受和年龄对于男性生命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其影响方向与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这说明婚姻挤压确实会显著降低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水平。     

互联网使用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或接触更多有能力和有魅力的人，这可能会提高我们对婚姻的期望水平，进而导致婚姻满意度降低。那么，互联网使用与婚姻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存在何种联系？真的会降低婚姻满意度吗？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以及工具变量等方法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提高婚姻满意度。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异地夫妻之间的沟通频率；同时，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心理压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一方面，更频繁的沟通和良好情绪会提高婚姻的结果值，另一方面，个体通过互联网获取了大量关于其他人婚姻状态的负面信息，反而降低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使婚姻的结果值大于期望值，婚姻满意度上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更多体现在农村、男性以及低龄等群体中。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夫妻两地分居的状况，男性更缺乏表达性，低龄夫妻间更具有激情。而互联网所具有的特性能够增进夫妻间的沟通，增强男性的表达性，同时也能够满足低龄夫妻对爱情的急迫感。在互联网使用内容方面，除与陌...     

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及生育二孩打算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婚姻质量指人们婚姻关系的状况,是人们对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和生活福利的评价。婚姻质量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婚姻质量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平均期望生育数量。在已经生育了一孩的家庭中,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女性、年龄为35岁以下、城镇户籍、东部地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影响。婚姻质量影响多孩生育意向的实现,有助于将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了一孩且具有二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意向的人口,婚姻质量越高,其生育二孩可能性越大。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并在城镇户籍人口、教育程度较高人口中表现出影响。区别于多数研究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分析人口的生育,本研究表明作为婚姻质量重要指标的"爱情"会影响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类的生育不仅包含着功利性的理性计算,还受到感情的影响。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助于提高多孩生育的意向,也能够促进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生育二孩的行为。     

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①——性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

构建性生活质量调节下的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安徽巢湖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为参照,描述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性生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现状,并采用有序回归方法对生计策略和性生活质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再生产策略对非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工资性工作和家庭再生产策略对准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农业生产策略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工作策略则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消极影响。此外,性生活质量不仅本身对非留守妇女和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上述发现对提高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福利有重要启示。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分析，从婚姻挤压的现状、原因、测度和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就婚姻挤压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综述，回顾了主要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笔者最后建议从人口安全与和谐社会这两个角度研究婚姻挤压问题。     

论生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力资源供给的影响

本文利用“北京市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和“１９９１年北京城区婚姻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从宏观与微观不同层面，就生育行为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笔者区分了“在业率”与“工作率”两个极易混淆的指标；对有关西方经济学模型进行了验证，并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     

中国婚姻挤压的现状与未来

一、研究背景近几年，人口学界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研究颇多，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引起学者们对其婚姻后果的广泛关注。顾宝昌、彭希哲（1991）在研究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态势中指出，婚姻排挤（即婚姻挤压）现象和人口老化一样，是伴随生育率下降的新人口问题之一。于学军（1993）则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了中国婚姻市场的现状与未来，论证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加重趋势及人口学成因。李南（1995）更深入一步，直接切入到高出生性别比的婚姻后果研究上，描绘出中国未来几十年间因高出生性别比而…     

从婚姻与家庭功能看性革命

本文从婚姻、家庭功能出发,对西方性革命、性解放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并对西方性革命对目前中国性文化的影响做了深刻探讨,提出在中国弘扬健康文明的性文化的重要性.     

我国婚姻市场挤压的决定因素

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一种形式，既反映了人类为蕃衍而进行的两性交换关系，也反映了促成一定婚姻形式的社会经济环境。婚姻关系本身具有婚姻配偶供求调节机制。当人口的婚姻配偶供求关系因人口的、社会的、经济的某一种或某几种原因而失调时，就会产生婚姻挤压或婚姻排挤现象。我国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引起许多学者对未来婚姻供求关系及婚姻后果的研究（郭志刚等，1995；李南，1995；曾毅，1995；沈卫泉，1994；陈再华，19942于学军，1993；顾宝昌、彭希哲，1991）。由于婚姻挤压的程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因而难以定量…     

老年夫妻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基于主体-伴侣相互依赖模型(APIM),探讨中国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主体效应和伴侣效应，以及相关变量对主体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自身的抑郁症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婚姻满意度越低，自身患抑郁的风险越高，即主体效应存在；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配偶的抑郁症状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伴侣效应存在；亲子关系满意度可以有效缓解夫妻自身因婚姻不满意导致的抑郁风险；社会交往活动在婚姻满意度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将亲子关系满意度、社会交往活动同时置于基础模型中，社会交往活动的调节效应发生明显变化。此外，在“婚姻满意度→抑郁症状”路径中各种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的人口学特征。     

婚姻状态和死亡率:审视中国的Farr-Bertillon效应——基于199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西方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无配偶人群(包括未婚、丧偶、离婚)的死亡率比同龄有配偶人群的死亡率高出2-3倍,这种现象被称为Farr-Bertillon效应。在社会科学中很少有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国家均有效的效应。我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是否存在Farr-Bertillon效应尚不清楚。本文利用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婚姻状态和死亡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在15-59岁年龄段:30岁之前有过结婚经历而后丧偶或离婚的人群的死亡率比未婚人群高得多;我国相对死亡比高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离婚和丧偶对男性的影响更大,这与西方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对未婚人群,在青年段对男性的影响更大,中年段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这与日本的研究结果一致。毕竟在亚洲地区,相对于新郎,更看重新娘的健康因素。然而在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未婚男性相对死亡比始终高于同龄的女性。在60岁及以上年龄段:有配偶人群比无配偶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婚姻对女性老年人健康的保护作用强于男性老年人。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存在Farr-Bertillon效应,几乎在所有年龄段未婚、离婚或丧偶状态对健康状况都构成潜在的不良影响,但具体表现与西方国家有差异。     

已婚研究生生育健康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调查为例

本文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对３８８名在读研究生关于生育调节（恋爱、婚姻、避孕、中止妊娠、分娩和生育）的知识、态度和实践调查结果；已婚研究生生育健康状况，存在问题及有关建议。本调查报告为研究中国研究生的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问题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