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

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将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拓展到家庭以外 ,分析孩子在家庭内的成本效用及社会总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揭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与社会期望生育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认为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机制在于政策的执行改变了家庭内孩子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从而有效地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     

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北大核心

家庭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最终在决策上产生分歧。生育行为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同样具有独立决策权,当夫妻任何一方否决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合作被打破,最终导致生育行为暂时延迟或一方妥协。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夫妻间关于生育决策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新家庭经济学讨价还价的生育决策理论框架下,分析夫妻关于生育数量存在的生育分歧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新的对策,同时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夫妻生育分歧普遍存在,相比之下,生育过1个孩子的家庭分歧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生育分歧越大,发生生育行为的概率越低。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同样具有生育否决权,但在决定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时,男性否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妻子否决对于生育行为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承担较重的育儿负担会强化生育分歧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与人口控制的难点

<正>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难点在农村,表现为较普遍的二胎生育和早婚早育及多胎生育现象的大量存在。大多数超生行为都是在家庭决策基础上有意识发生的。影响家庭进行计划外生育决策的,既有社会和经济因素,又有文化和心理因素。本文试就文化因素展开分析,研究不同生育模式下的生育文化及其社会经济基础,探讨变传统生育文化为现代生育文化的途径。     

婚姻支付、初婚年龄与生育决策北大核心CSSCI

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日渐高涨的彩礼和嫁妆推动了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也对我国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CHARLS 2018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婚姻支付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2SLS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分城乡回归发现婚姻支付对城乡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城市居民,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的婚育影响更大。未来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等方面入手,控制婚姻支付的合理区间,从而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     

农村妇女的生育决策权与生育率

本文对内蒙、青海、甘肃、宁夏４省区１１个贫困县３３０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１）在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女性不仅在期望生育的数量上低于男性而且对生男生女更加无所谓，（２）绝大多数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并没有实质性发言权，她们关于生育子女数量、生育年龄和生育问隔的愿望，均受到严重忽视；（３）一旦女性在生育决策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便会有效地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对那些生育率很难控制的贫困农户而言，其作用尤为重要，（４）在影响女性生育权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和参与生产的程度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无疑将成为提高贫困地区妇女生育决策地位、从而降低生育率的有效途径。     

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本文结合调查问卷，运用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方法，对我国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做出深入探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生育观已经被现代生育观所取代。同时，研究发现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从生育观念到现实的生育决策，再到实际的生育行为，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必须增强政府面向流动人口的城市计划生育服务与管理，完善制度供给。     

我国城乡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

家庭生育经济决策,实际上是通过对孩子预期净效用(即预期效用减成本)的评估,决定是继续生育还是终止生育,是多生育还是少生育,是选择孩子的数量还是孩子的质量。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家庭生育决策也会随之变化,这就是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大体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主要有以下几种:     

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 促进新农村建设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对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在分析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融入新农村建设的结合点及相关措施。     

试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

家庭的生育决策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分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不仅是人口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变革人口控制的经济环境,完善人口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