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劳动合同类型、性别与工资差异

本文采用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现象。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无论在工资待遇还是持有的劳动合同类型方面均受到歧视。Oaxaca分解结果显示，男女劳动力自身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解释了性别间工资总差异的50％。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力持有长期合同的比率远远低于男性，性别歧视是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关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诸多传统理论解释均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JSnet2009),对性别收入差异议题进行再检验。在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性别收入差异的机制后,文章进一步分解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贡献额。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可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12.7%,占总解释量的70%以上;分位数回归分解进一步显示,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更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贡献更高,并且女性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也显著低于男性;另外,女性在社会资本上欠缺还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中国城镇地区性别工资差距的分布变化:2002~2008

本文采用CHIP2002年和2008年数据,分析不同性别工资差距分解的结果以及工资增长率分解的结果,以此来研究影响性别工资差距变化的因素。本文利用Oaxaca-Blinder的分解方法来分解整个分布的工资差异,并且为消除潜在模型(非线性)带来的估计误差,采用重新赋予权重的方法和半参数估计的方法来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工资差距的均值在2002²008年存在加大的趋势,对于工资分布顶端的劳动者,这一效应更加明显,对女性存在着明显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对于工资分布底端来说,不同性别的工资差距却在进一步缩小。对工资增长率的分解可以看出,男性的工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马太效应",女性的工资增长呈现"U"型曲线。     

城镇居民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变动:1991—2009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1991-2009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考察婚姻匹配对第一阶段（1991—1997年）和第二阶段（2001-2009年）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多数分位数上婚姻匹配对第二阶段家庭收入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阶段,说明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深化,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强。此外,跨期的家庭收入变动分解结果表明同质性婚姻匹配是家庭收入跨期差距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低收入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跨期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城镇与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分解——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及其变化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其解释力度仍然在不断增加,歧视的贡献从2002年的35.18%下降到2007年的25.08%;进一步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表明,歧视程度的下降主要集中在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上的区间,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下区间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并未改善,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营养健康数据，在Mincer工资方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认为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性别工资差异。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对我国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发现2004年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中，无法解释的差异占到总差异的85％。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消除性别工资差异，推进两性平等的政策建议。     

区域性别文化影响视角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2018年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研究显示，地区性别文化环境通常影响着个体收入不平等现状。为了探究国内不同区域的性别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将计划生育转向前的出生性别比作为反映国内不同地区“重男轻女”传统性别观念强度的操作化指标，运用多层混合效应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区域性别文化对个体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有着多重影响，一个区域的父权制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平均收入就越低而男性的平均收入稳定，因此该区域个体的性别间收入差距拉大；此外，区域性别文化还通过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如教育获得和劳动参与来对两性间的收入不平等产生间接的显著影响，地区的传统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预期受教育年限下降而男性变化却不大，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上升而男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于是本就存在的性别差异增大。综上，这些研究发现对理解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形成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丰富和拓展了对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解释路径。     

中国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距分布特征研究——“天花板效应”还是“粘地板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数据,研究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距及分布特征。Quantile回归分解显示,男生毕业半年后的月工资高于女生约9%～20%,性别工资差距随分位点升高而扩大。这表明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距中存在"天花板效应"而非"粘地板效应"。性别工资差距中绝大部分(90%左右)归于歧视,工资分布顶端约30%的女生群体所受歧视更大,她们更应受到反歧视政策的关注。分行业和职业对性别工资的Quantile回归分解显示,行业性别隔离和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并存。此外,工作能力对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有积极作用,"211"重点大学、本科学历、具有实习经验(与专业相关和无关实习兼有)的男生工作能力更强。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工资不平等的上升:结构效应与价格效应

文章使用来自中国城镇家庭调查的横截面数据,应用Quantile-JMP分解技术来评价劳动力结构(主要指教育和工作经验年限)及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对1988~2002年间工资分布高端和低端的影响。作者发现,劳动力结构的变动主要作用在工资分布的低端,减弱了与其同时作用但力量相反(增加不平等)的价格变动的影响力。工资分布高端不平等的稳定增长几乎全部被组间和组内价格的上升所解释,劳动力结构对工资分布高端的不平等影响很小。总的来说,结构效应作用比较小,工资分布高端和低端的不平等变动主要被增长的组内价格和组间价格所解释。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人口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法

本文采用1996～2015年的31个省市自治区宏观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居民消费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且人口受教育程度对中等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略大于高、低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这说明中等消费水平的居民消费受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加敏感和有弹性。另外，模型中其他各解释变量系数在各分位数上的差异不大，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不同消费支出水平的消费影响没有太明显差异。     

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变动的成因——基于回归分解的研究途径

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是农村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采用回归分解的方法,利用吉林省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动趋势的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投入、工资性收入和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增加起到明显的作用;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的要素有劳动力投入、耕地、工资性收入、人力资本要素以及地区差异;耕地、工资性收入和劳动力投入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有显著影响,其中耕地的作用占51.60%,超过一半的解释能力,而教育对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有一定的作用。     

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通过就业行业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ppleton分解法实证分析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男女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隔离,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较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薪行业工作;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既包括行业间所产生的差异,也包括行业内所产生的差异,其中主要是由行业内男女不同酬和行业间进入时性别歧视引起,行业隔离所产生的性别工资差异能解释总差异的23.2%.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城镇居民收入与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成因研究

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性别差距现状的分析,分别估算了城镇男性和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证实了城镇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结论。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差异、性别歧视、补偿性工资与非货币收益以及社会分工是造成女性收入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     

高学历能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容貌歧视吗？——来自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经验研究

容貌歧视是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已久的隐性就业歧视行为,因难以精确衡量而往往被忽视。当前"颜值"二字在网络和生活中高频出现,备受社会关注。因为颜值不仅影响求职者的就业机会,还与工资水平和职业发展息息相关。文章基于西南财经大学2016届和2017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数据,从容貌歧视、能力信号和行业选择视角出发,以他评颜值作为自评颜值的工具变量,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法考察颜值对财经类硕士毕业生起薪的影响及其机制,探讨高学历能否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容貌歧视问题。主要发现有: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颜值确实影响起薪,存在"美貌溢价",但无"丑陋罚金";"美貌溢价"不是来源于能力信号,颜值和研究生在校能力培养无关;颜值显著影响行业进入,美貌者更容易进入以金融为代表的高收入服务业,因而获得了"美貌溢价";分位数回归分解结果进而显示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容貌歧视效应随着起薪分位数升高而降低,这说明提高学历水平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容貌歧视。总之,颜值诚可贵,能力仍重要,广大研究生应当理性看脸,内外兼修;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与市场体系相符合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体系。     

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1989、1991、1993和1997年的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市场化进程中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主要的结论是从1989到1997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在职女性和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拉大,对女性的工资歧视有扩大的趋势。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40岁以上年龄组、非国有部门和“蓝领”职业的人群中;而在高中以上教育程度、40岁以下年龄组、国有部门和“白领”职业的劳动力中表现相对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