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

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标志着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行列。文章对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家进行比较,以跨越这个陷阱并早已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东亚四小龙为参照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以及3次跨越;目前刚进入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文章分析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诱因,提出避免掉进陷阱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认为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了动力组合。     

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考察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和各贡献要素的变化特征和趋势,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其次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负。从未来趋势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总量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短期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更大,中长期则人口总量的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工作时间的减少将使劳动力利用效率进一步下降;而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缓,这些因素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放缓。最后,文章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提升总体劳动生产率,降低非充分就业率提升实际劳动力利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固定资产投资、老龄化与经济活力——基于省域视角研究

文章基于1997-2016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从投资视角全面解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活力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首先,从老龄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看,老龄化明显减缓了经济活力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活力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主要动因一直以来对经济活力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值得关注的是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活力有负向影响。其次,老龄化与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协同机制对经济活力进一步产生了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使得老龄化对经济活力的抑制作用有所下降,反之亦然;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固定资产投资跨越门槛值后,老龄化对经济活力的作用会由抑制转为促进。此外,从老龄化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活力的影响路径看,两者都会通过产业结构、就业、技术创新三类中介影响经济活力,但三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老龄化通过影响就业、减缓技术创新对经济活力产生了负向影响,而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对经济活力产生了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则通过增加就业、促进技术创新和升级产业结构对经济活力产生了正向作用。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进程间的动态联系——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贫困的收入增长偏弹性和贫困的收入分配偏弹性的性质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减贫进程之间关系的统一框架。文章着重探讨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值对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以及收入不平等的贫困效应的影响,并以中国农村为例,来实证检验它们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及政策含义。     

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1991-2020年省级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实际经济运行的条件下,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为负,且人口规模扩大或缩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强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为正;在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均呈“U”型的关系。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况下,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资本集聚、开放对外市场等途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人口规模有助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但规模扩张却不利于实现效率优先的发展目标,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人口规模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变量,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并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何利用仍然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之一。     

社会福利、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3～2009年中国省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变迁特征,并通过耦合模型衡量了二者的协调发展程度,借此系统论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明显,且各区域均存在福利的拐点。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度的下降和福利拐点的到来将恶化二者的耦合趋势。因此,当前各省应发挥增长在二者耦合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并结合自身发展特征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持续促进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共进,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深化和谐社会建设。     

产业协同集聚与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互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理,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GMM估计方法和门槛回归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至2018年多数省市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已建立初步耦合机制。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弱—强—弱”特征。当产业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效应具有大幅跃升。     

“人口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学术论坛征稿启示(第一轮)北大核心

中国已进入人口结构全面转型的新发展阶段,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的经济有序平稳增长,是中长期人口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人口规模、质量、结构、分布等人口因素自身的有序变动,更是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根本动力。为深入探讨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机制,展望如何促进人口和经济长期均衡协调发展,《西北人口》编辑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编辑部、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巢湖学院联合发起“人口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学术论坛。现特向学界同仁发出邀请,欢迎不吝赐稿,参与研讨!     

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8～2020年中国817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既能促进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推进了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在县级市中要大于非县级市。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渠道,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乡村治理数字化门槛,跨越门槛值后,数字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由此,在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西部地区纵深发展的同时,应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差异,搭建区域共建协作机制,兼顾其均衡发展,建立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以良性数字乡村建设促...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回流劳动力收入影响及解释CSSCI

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能否助力回流农民工收入增长,发挥数字金融普惠式作用,仍需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指数,结合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不同就业选择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回流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影响回流农民工收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回流农民工收入增长0.132%。且创业收入高于被雇佣收入。(2)个体和家庭变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地理特征均对回流农民收入变化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提升回流农民工收入。其中覆盖广度影响更显著。(3)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华中和西南地区及经济相对发达的一线、新一线及二线等地区回流农民工收入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更显著。(4)中介检验结果可知,数字金融能通过地方金融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网络及回流农民工职业选择等方式,影响回流农民工收入。本文研究可为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回流农民工收入,改善地区创业和就业金融环境提供相关政策支持。     

人才资源与可持续经济增长

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发现“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专业化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从资源角度而言,“人才资源”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因此,我们认为,人才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人才资源可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卫生投入对中国健康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分析

文章通过分析1993～2008年中国30省份卫生结构演变特征显示,卫生投入结构的失衡是当前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中所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为个人比例过高,而公共比例偏低,而借助省份面板协整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其不仅短期内直接降低了民众健康福利水平,构成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且地区间的卫生结构差距将显著影响到区域健康人力资本长期发展能力,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增长方式转型也构成深远影响。文章认为,新医改内涵要立足于将改善民生健康福利与实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相结合,以理顺和完善卫生投入主体结构为切入点,促进整个医疗卫生领域的结构优化和长效发展。     

我国人口增长的经济教育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影响人口增长的经济和教育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建立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收入分配差距三者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促进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是对人口增长的抑制因素。     

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简要述评

本文通过关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文献,发现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重视阶段,70年代的争论和置疑阶段,80年代的理性回归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重拾信心阶段。同时,本文对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结合的农民增收模式——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重庆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状况的分析发现：劳务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是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究其原因在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发展严重脱节,重庆市在劳务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从而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持久稳定增长。为此,本文提出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结合的农村居民持续增收模式。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

西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说,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最终变成了人口红利。文章评论这一思潮依据的若干西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27%由人口红利贡献的国内研究存在严重瑕疵。分析指出,因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效应必远弱于西方。迄今西方老龄化与增生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相伴随,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应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从多方面看,随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人口问题滞后效应明显进入充分展现期,人口政策如转向鼓励增加人口,将会是一次重大失误。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应用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PRCGEM)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量化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人均物质生活水平仍然会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会不断下降。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     

收入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8个省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城市和农村在1989~2004年间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和减贫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水平在这一期间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贫困率.沿海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上升最快,其次为沿海城市地区.在这个时期,收入的不平等也在扩大,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抵消了一部分由增长带来的减贫成果.通过对收入决定因素的分解,作者发现,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     

影响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率指标的因素的分解研究

文章利用统计年鉴的分组数据拟合出洛伦兹曲线,计算贫困率指标,再将其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逐渐缓解,其变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贫困率下降,其贡献随经济波动出现周期性;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农村贫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尚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前半段,呈收敛趋势向拐点逐渐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