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GIS的人口——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构建集成GIS技术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学科跨度较大,牵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较多的研究课题。研究这样综合性的信息管理系统,应该充分认识到整合人口,经济和地理信息的重要作用,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知识,对系统建设的条件,运行基础,功能实现等进行科学分析,并对整个系统的基本框架和结构进行深入的解剖。通过本文的研究和探讨,希望能够为该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

通过比较流入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对收入比率发现,其一,与本地市民相比,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更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发生了因户籍制度引起的收入分化;农村户籍使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待遇。可见,在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时,必须区分其户籍身份,以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其二,虽然在经济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类人群,但相对融入程度却更低;而在欠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市民更接近,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融入并非线性关系;发达的经济也未必能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中国就业结构变化的区域差异——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实证

本文运用静、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我国1993-2010年各省份就业结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静态偏离-份额分析法显示,1993-2010年各省区就业增长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存在很大差距：就业类型主要表现为竞争优势推动型和结构优势推动型;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显示,1993—2001年、2002-2010年两阶段相比,就业增长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存在增大的趋势．竞争力偏离分量存在减少的趋势。2002-2010年的就业类型由1993—2001年的快速增长型和竞争优势推动型转变为四种类型并存．不同区域就业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因此,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合理制定就业引导政策．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结构优化升级背景下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是各地政府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2011年北京大学全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为依托,以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为理论分析框架,引入童年医疗状况和父母是否健在变量,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包括健康自评状况、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索自然属性、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生活习惯、患病或损伤状况、心理状况以及童年医疗状况和父母是否健在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基本符合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童年医疗状况对其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母亲健在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影响显著。     

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定价对我国西部地区开发人力资本的影响

面对西部地区劳动素质低下的现状 ,本文通过投资 -收益比较分析 ,提出了确立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定价是开发和形成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 ,也是促进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依据。     

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

文章利用CGSS 2003 ～ 2013年数据通过APC模型来探讨以孩子数量和性别为特征的生育行为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更多的孩子会对处于中青年时期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却会显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时期的幸福感,并且这种效应在母亲中表现更为明显.出生在1940年代的父母享受了孩子数量对其幸福感的最高正向回报,而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人口转变的深入,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迅速消失.此外,对农村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但不显著的幸福效应;但是对城市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显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养育女孩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和队列趋势,但都会为其个人的幸福感带来边际显著的正向作用.     

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家庭收入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并尝试进一步推导出“收入-生育率”曲线。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生育率与家庭收入并不总是呈反向关系,而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生育率水平又会随之上升,即“收入-生育率”曲线基本呈扁平“U”形曲线形态。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

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最主要的差异集中表现为社会保障福利和其他公共资源的获得。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由于户籍类型造成的城乡差分及因户籍地引起的内外之别共同作用于个体社会保障的可获得性,三个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梯级差别,乡-城流动人口处于农村人和外来人的双重弱势;而且,经济越发达,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而在经济欠发达之地,他们与本地市民的差距较小,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些发现表明,各级政府改善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地区现行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约维系着不同身份人群之间在公共资源可及性和可得性方面的不公。     

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避孕模式变化分析

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重大调整,其对生育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避孕是生育的中间变量,通过对避孕模式变化的深入探究可洞察人群生育取向的变化趋势。流动人口中育龄人口比重大,避孕方法使用率高,可能有较为明显的政策效果辨识度。文章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解决一般线性模型的共线性问题,探讨流动育龄妇女是否采用不可逆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并描述其动态变化。研究不仅探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区域(主要从政策角度)层面因素对流动妇女避孕模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察了可能存在的时期与队列效应,即政策效应及作用人群。研究发现中国流动育龄妇女采取不可逆避孕比例随年龄下降而减少;不同出生队列避孕方法选择存在差异,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较大的1976-1984年的出生队列更倾向采用不可逆避孕措施,而年轻队列主要使用短效避孕方法;时期因素对流动人口避孕方法选择的效应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可逆避孕的使用率大大降低,对未生育的或已育一孩的流动妇女的避孕模式有显著影响,子女性别构成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性别偏好对避孕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避孕方式的改变是长期趋势性因素影响的结果,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其有深刻影响。     

农民工的适应性与中国半城市化的形成

目前,中国正在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半城市化问题。半城市化是中国由典型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向＂纯粹的城乡一体化＂转变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根据＂脱离-嵌入＂理论可知,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大大地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目前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基本完成了＂脱离—嵌入＂过程。但是在城乡管理制度、城乡文化、生活习惯、社会认同、社会心理等方面尚未完成＂脱离-嵌入＂过程,导致了半城市化的出现。各级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缩短中国由＂半城市化＂向＂纯粹城乡一体化＂转变的时间。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适度人口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适度人口,既能够符合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同时又能达到一定生活水准和发展目标,它是制定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文章采用可能-满意度模型(P-S法),基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适度人口概念及其内在机制分析,提取自然资源、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三方面中的12个指标,以2030年和2050年为目标时间点,分别计算单个因子和多种方案下对应的适度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在各种主要资源环境约束下,若我国2030年的人口规模介于11.57～13.22亿人之间,2050年介于14.65 ～16.26亿人之间,则可以实现最低的临界适度目标;若2030年和2050年总人口能分别达到9.86 ～11.11亿人和11.88～13.89亿人,则可以实现理想的适度人口目标.未来制约我国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始终是水资源;2030年之前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关系进一步趋紧,之后直到2050年后将趋于好转.     

我国已婚人群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困境——基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分析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扮演角色时，在某方面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我国已婚人群数量庞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为已婚人群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已婚人群受教育水平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特征已婚人群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一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已婚人群工作家庭矛盾的效应和途径具有性别差异，二是与青年已婚人群相比，中年已婚人群所接受的教育的沉淀效应更为显著，三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农村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的效果明显高于城市已婚人群；在传导机制上，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获得、减少工作损失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而家庭融洽则在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为改善我国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应大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缩小地域和城乡教育差距；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缓解家庭压力，建立普惠多元的托育服...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只有抚养-赡养一种关系形式.抚养行为发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赡养行为存在于壮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交换关系.但抚养-赡养关系不能用交换关系去解释,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完整的代际关系既有抚养-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测算与分析（1979-2003）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农村人口迁移城镇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一直是个未知的谜。本文借助现有的统计资料对历年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具体规模进行了测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变动规律。     

基于产业-就业结构变迁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国内外关于产业就业结构的变迁已有诸多论述。本文运用往年统计数据，对产业就业结构的存量、增量进行分析，研究了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和产业就业结构的偏离度，发现第一产业存在着大量的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第二、三产业有能力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由于第三产业的部分行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壁垒较高，加剧了我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基于此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明确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方向以调整产业一就业结构，促进就业。     

东北地区高学历人口流失及原因——基于吉林大学2013-2017年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分析

高学历人口是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源基础,而近年来东北地区高学历人口的流失已成为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吉林大学2013-2017年毕业生就业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Ordered Logit模型,结合毕业生的个体变量差异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东北地区高学历人口流失的原因及对专业-行业相关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男性高学历人口流失的程度明显大于女性,东北地区生源的毕业生更愿意留在东北工作,本科生和硕士生更倾向于在非东北地区工作,自然科学专业的毕业生流失状况相对于社会科学专业更为严重,但其所学专业与所在行业的关联性更强,有强烈意愿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大多会留在东北,且专业-行业相关度较高。宏观经济形势对毕业生就业也产生重要影响,本科生和硕士生更倾向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工作,东北地区的低房价是吸引毕业生留在东北的因素之一。因此,为了更有效地留住高学历人口在东北发展,应规范劳动力市场,政府给予财政支持,对东北国有企业的招聘制度进行有效改革,大力发展东北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积极引进与高学历人口相匹配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毕业生就业的专业-行业相关度。     

老年夫妻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基于主体-伴侣相互依赖模型(APIM),探讨中国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主体效应和伴侣效应，以及相关变量对主体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自身的抑郁症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婚姻满意度越低，自身患抑郁的风险越高，即主体效应存在；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配偶的抑郁症状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伴侣效应存在；亲子关系满意度可以有效缓解夫妻自身因婚姻不满意导致的抑郁风险；社会交往活动在婚姻满意度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将亲子关系满意度、社会交往活动同时置于基础模型中，社会交往活动的调节效应发生明显变化。此外，在“婚姻满意度→抑郁症状”路径中各种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的人口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