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家庭的现状和成因

本文分析了单身家庭的现状和成因,并对单身家庭作了评价。     

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

本文通过实验设计方法 ,并利用苏南农村居民的数据资料 ,分析实证了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下 ,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不同规模家庭保障能力差别 ,随时间推移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波动性。家庭保障能力会因家庭规模的大小、消费和积累模式的差异和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并可能发生相互转换。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支持、经济、学习、社会交往与风险应对等6个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家庭内部建设与外部社会支持两个途径得以实现。但是,在家庭变迁加剧,家庭功能弱化、转化、外化与社会化的背景下,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因此,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与需求的变化,深入探讨我国居民家庭面临的困境,将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对象,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     

关于中西家庭养老的比较思考

本文从家庭养老蕴涵的家庭养老模式与家庭养老方式两层涵义出发,深入地比较中西方在家庭养老模式与方式上的异同。并就目前我国家庭养老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了两种新理念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即分居型的家庭养老与以家庭为依托的居家型家庭养老。     

对城市住宅商品需求的家庭人口因素分析

现阶段,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较大需求集中体现在住宅商品上。处在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各种类型的家庭对住宅房地产商品的需求各具特点。在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研究中,房地产商应认真分析消费者的家庭类型及其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这有助于研究家庭的人口变动过程对其住宅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而能够根据家庭人口因素的变动调整住宅房地产市场的营销策略。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特征、趋势与展望

家庭变迁是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结合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策略3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变迁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多维度分析。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庭代际结构转向以一代户为主，家庭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且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关系趋向平等化和民主化，家庭生产功能日益扩大化，家庭赡养功能在城乡之间呈现不同特点，一些家庭问题开始凸显；在城乡中国和全球化背景下，家庭策略选择表现为当代中国家庭在应对复杂多元社会变迁时的主动调整与适应。未来中国家庭类型在日渐多元化的同时，将依旧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     

电子家庭——家庭的新模式

电子家庭是随着电子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而逐渐出现并兴起的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技术革命、价值观的变化等导致了电子家庭的出现和兴起,也引起了我们对家庭的明天的探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家庭视角的分析

在家庭生活趋于多元化的前提下,实现家庭生活水平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的基础,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所以,从家庭的视角,深入理解和分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特征和任务,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意义重大,可以为制定和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提供依据。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与目标选择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方向与发达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发达国家"去家庭化"的方向相反,我国家庭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家庭化",即基于家庭责任前提构建福利保障体系,通过强化家庭功能实现为公民提供福利和保障的目标。我国的家庭政策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补充社会福利发展水平低造成的保障程度不足,提升家庭自身福利供给和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家庭变化产生的问题,调整社会福利配给和组织方式,扩大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福利保障。我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要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重点,包括就业支持政策和供养家庭支持政策两大类。     

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学透视

丁克家庭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新兴的文化,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深远。我们用传统的眼光来审视它,用新兴的观点去接受它。我们应该探索这种以核心家庭为主,以丁克家庭为辅助和补充的家庭模式,使核心家庭与丁克家庭形成一种动态的良性循环关系。     

流动人口家庭迁居的经济决策

文章在家庭"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家庭迁居的经济决策模型,对家庭的迁居决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通过对迁居的货币价值进行精确衡量,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的家庭结构类型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迁居行为。在家庭实际迁居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家庭的抚养、赡养等功能,家庭的迁居策略可能并非最优化的经济决策。流动家庭会将部分社会成本进行内部消化,以减少流动行为对传统家庭功能的削弱。     

值得关注的另一种倾向：我国男性家庭经济权利的弱化

本文认为,家庭中两性经济关系是由家庭两性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构成的;平等的家庭两性经济关系是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基础。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家庭两性经济权利却出现了一种不为人们所普遍认知的有害倾向:男性家庭经济权利的弱化。基此,本文展开了对这一倾向的探讨:指出这一倾向的表现,分析了这一倾向的成因,并提出了克服这一倾向的若干措施。本文仅为抛砖引玉之作,我们期待着学界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广东家庭户规模与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特点

本文分析广东省家庭户的规模和结构变化 ,以及广东家庭生命周期的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等六个阶段的新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将对广东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养老问题透析

“农村养老是中国下一世纪的战略难题” ,而在中国农村 ,家庭养老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家庭养老方式既是农村老年人的自然选择 ,更是其精神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家庭的养老功能日渐削弱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型养老方式又不适应我国国情 ,稳步实行“家庭社会”养老双轨制 ,才是中国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家庭养老的道德教化与制度完善 ,是中国农村养老走向正规化的保证     

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以薛村为个案。认为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特别是老年空巢家庭或者单身老人家庭的核心化带来了家庭养老的困境，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是代际关系变迁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原有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家庭结构与老年赡养变化的主要原因。短时间的理性的代际平衡并不是建立在代际双方共有认同基础之上的．老年人仍然以长时间的道德与感情的互惠模式考虑与子辈之间的关系。但是子辈却愈发用现代的理性方式考量代际关系。赡莽老人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生我养我的父子之恩情。而是一种与市场交换形式相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内涵和原则产生的变化使得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下降．在此之中国家成为老年人所期盼的救济对象，但国家的有限资源无法对老年人实施全面的救济。改善老年人生活仍然应以原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为基础。并且对之加以外部制度建设和内部社会化机制的完善。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 2 0 0 0年五普数据 ,根据户记录的有关信息 ,证明了家庭迁移是我国 1 990年代人口迁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且目前的家庭迁移是以核心家庭的迁移为主要形式。在此基础上 ,利用罗吉斯蒂回归分析了家庭特征对于家庭迁移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 ,除了家庭特征以外 ,户主的个人特征在家庭迁移中同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家庭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全球减排行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家庭碳排放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有必要全方位探析家庭碳排放新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异质性的依据,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此外,依据家庭碳排放的划分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家庭户籍地域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年龄分别成为影响家庭碳排放最强劲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别较大,分别形成家庭构建期的“均衡型”家庭碳排放、成长期的“经济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及衰退期的“人口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呈现出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性的碳排放足迹。同时,借助于渠道检验辨别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生命周期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或间接渠道。因此,节能减排政策应不断适应我国人口与发展新形势,将降低家庭间接碳排放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家庭在节能减排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施以差异化的减排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