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

<正> “发展”一词通常仅指发展中国家的变化过程,其定义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在经济学中,传统的定义是指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后来也包括产品和服务项目的过程,这里显然是指经济的发展,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解,经济发展一般包括: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是那些收入最低的人;根除民众的贫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改变投入和产出的结构,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活动;以生产性就业普及于劳动适龄人口而不是只普及于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及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财政压力—政策响应模型的构建

福利是影响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财政压力—政策响应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福利政策效应取决于财政压力、政策响应能力,而政策响应能力主要受筹资能力和政策协调性的影响。对农民工福利政策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即形成明晰的福利清单。从政府对农民工福利供给的责任看,流入地政府是农民工福利供给的主要承担者,中央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农民工福利供给中也要承担必要的财政责任。     

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老年人的福利需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适度普惠老年人福利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适度普惠老年人福利数据库对我国老年人的福利需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娱乐、交通、医疗福利层面的福利需要程度较高,而对法律福利层面的福利项目需要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及户籍均对老年人的福利需要有显著影响,且老年人的福利需要水平存在地区差异.     

血亲网络对近代东北移民经济差异的影响:1845～1934年

文章利用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农村调查数据,讨论了作为移民网络重要组成部分的血亲网络对移民间经济福利水平差异及社会流动性的影响。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血亲网络对移民提高自身经济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导致移民间经济福利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移民在血亲网络的作用下可以实现自身的向上社会流动。文章不仅分析了血亲关系在近代东北移民活动中对提升移民经济福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还揭示了血亲网络在移民群体中所体现的经济功能。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纵贯调查

文章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纵贯调查数据构建个体增长模型,研究样本地区成年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发展轨迹的影响。结果显示,成年子女迁移对其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有消极影响,而有子女在本地会起保护作用,这支持了应激一健康后果框架对迁移的主观福利后果的假设。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依赖于年龄和队列效应,老年人心理福利随年龄增长呈非线性发展;在高龄阶段,有子女迁移、特别是全部子女均迁移的老年人比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心理福利水平下降更快,子女迁移状况不同的老年人的心理福利发展轨迹具有明显的年龄分层模式。     

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

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     

失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研究失能对主观福利的影响、评估失能的福利损失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健康老龄化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指数作为主观福利的衡量指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失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失能老年人和健全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差别,失能解释抑郁指数差异的相对贡献率高达31.87%,失能解释生活满意度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10.05%;基于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表明,失能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失能使得老年人抑郁指数增加17.3%~18.0%,生活满意度下降2.2%~2.6%,并且这一负面影响对农村、女性、65岁以上、独居和患有慢性疾病老年人的影响更大。此外,康复对失能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文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应加强失能预防、失能康复以及重点关注农村、女性、65岁以上、独居和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     

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CFPS数据的检验

我国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HLM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30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提高生活福利水平,不会带来个体更多生育意愿的提升,改善城市的各项环境福利水平会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但结果不显著。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第三,根据跨层交互项系数,随着城市经济福利的增长,年龄、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在职工作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所增强;随着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随着城市环境福利的提升可以增强城镇户口的居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环境福利产生的边际效应为正。文章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典...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中国早婚人口状况的分析

<正> 早婚人口是指男女双方或一方早于法定结婚年龄而结婚的群体。它包括末到法定婚龄、未履行婚姻登记,就以夫妻关系同居的事实婚姻,或未到法定婚龄、伪造证件骗取结婚证而缔结的婚姻。早婚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严重社会弊端,对控制人口数量,提     

利益攸关方视角下的高校共治结构刍议

一、高校利益攸关方共同治理机制的含义随着法人治理理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及法人社会责任的强化,利益攸关方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而言,利益攸关方是指与法人存在一定关系,其     

私人转移支付与农村反贫困

文章利用中国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私人转移支付的决定因素及福利影响。处理效应模型、双变量Probit模型和回归分解的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具有利他动机,弱势农户更易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私人转移支付对接受者的支出、贫困没有影响,而对储蓄有显著正向影响;私人转移支付在缩小接受者和非接受者的福利不平等方面作用微弱。     

山西绛县为计生家庭办理保险

山西省绛县人口计生局、计生协投入13万元,为全县4344户计生家庭办理了意外伤害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投保率为98.4%。这是绛县在人文关怀活动中的又一举措。     

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改革思路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等不断深化,传统家庭功能面临严峻挑战,计划生育家庭问题尤为突出。家庭是国外为数不多的福利扩张领域,也应是我国福利"增长"的优先领域。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改革框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针对因执行计划生育国策而产生的确定性风险或不足,在养老保障个人账户下建立计生子账户,实现国家补贴直接送达家庭;二是针对因特有概率事件而形成的不确定性风险建立政策性生育保险,并覆盖农村育龄群体;三是明确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     

小农经济结构与女性家庭角色——基于20世纪30年代微观数据的探析

本文利用1938-1940年间的满铁实地调查数据,讨论了中国华东与华北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特色对女性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的经济角色差异的影响。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控制住可能影响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家庭特征变量及县区特征变量,检验结果显示,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女性在家庭中作为男性的辅助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占有比例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毫无影响;而华东地区女性主要从事副业生产,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华东与华北地区的不同的小农经济结构导致女性劳动力在小农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     

影响农民生育观的微观因素及对策

生育观是指人们对生育行为的看法,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支配生育行为。许多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自然环境等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都是通过影响生育观这个中间变量来影响婚姻、生育模式而最终影响生育率的。家庭是人口再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基本     

我国城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购买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本文发现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所处地理区域、经济状况、思想意识、遭受意外经历以及其他保险购买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身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意愿不存在直接显著影响,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家庭责任的考虑.因此,改变传统的保险和风险观念,切实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是改变意外伤害保险购买现状的努力方向.     

福利的行政化与政治化

文章回顾了福利国家行政机构的建立,讨论了福利国家内部的政治运作和政治程序,分析了“社会价值”的性质和力量。文章指出,福利国家是行政主义的国家,它的行政机制改变了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生产关系。福利国家将很多矛盾内部化,进而通过政策制定和政策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福利政治是政策化的政治。在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权利”观念也是一种政治力量,它的压力可以削减福利国家内部的商业力量,推动国家干预的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压力正在挑战“社会权利”的传统意义。文章认为,考察福利国家的运作和走向,福利政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延迟退休年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异质性代理人的分析

延迟退休年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构建异质性代理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延迟退休年龄缩小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每延迟退休一年,居民收入分配的Gini系数平均降低17%。延迟退休年龄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居民收入分配Gini系数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半弹性随延迟退休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有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较低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较低的养老金替代率和较高的资本产出弹性对应较低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第二,总消费随着延迟退休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居民总消费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半弹性平均为3.92%。较低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和较低的资本产出弹性对应较高的居民总消费。第三,延迟退休年龄增加了全体居民的福利。居民总福利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半弹性平均为8.49%,较低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较低的资本产出弹性和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对应较高的居民总福利和退休居民的平均福利。本文采用的方法对于研究居民收入分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延迟退休年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