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在农业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1995～2009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为避免生态学谬误导致的忽略变量偏误,本文根据第一产业的特征把自然条件纳入了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中。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农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显著;近年来,农业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新的趋势,由于"刘易斯拐点"的逐步呈现,劳动力逐渐体现出生产要素所固有的稀缺性和边际产出价值,农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凸显。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

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拐点"不同,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伴随着高达60%比例农村人口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现象,文章称之为"准刘易斯拐点".尽管有多方面因素促成这一现象,但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力量促使这一冲击现象尽快结束.文章认为,面对伴随"民工荒"而出现的中国"拐点"问题,中国政府政策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建立良性循环和互信互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及劳资关系.经过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劳工之间的调适和努力,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较好地渡过"民工荒"冲击阶段,回到正常的二元经济转型轨道.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劳动力供求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转变——基于中部省份与沿海省份的对比分析

文章选取中部的湖北省与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两省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解析了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威廉姆斯(Williamson)拐点与二元经济社会发展的刘易斯(Lewis)拐点客观存在之现实,揭示了两者在市场主导下相互竞合且互为因果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提出了参考意见。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研究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遏阻的制度壁垒下,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倒逼效应。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能和意愿,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因此,尽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全局有着重大意义。     

“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现实判断

文章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但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政策: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率先推动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价;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     

人口红利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

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工业部门流动,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的集中释放。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考察了人口红利对我国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只关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二元经济转化中形成的人口红利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区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比重,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也延缓了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延缓了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

西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说,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最终变成了人口红利。文章评论这一思潮依据的若干西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27%由人口红利贡献的国内研究存在严重瑕疵。分析指出,因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效应必远弱于西方。迄今西方老龄化与增生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相伴随,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应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从多方面看,随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人口问题滞后效应明显进入充分展现期,人口政策如转向鼓励增加人口,将会是一次重大失误。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

"人口红利"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分别对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人口转变模式,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变化,借鉴日本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充分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参考。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he Case of Rural Ghana

The recent years witnessed a sharp drop in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refore, some reform measures about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have been adopted to optimize population structures and to maintain demographic dividend. However, our simula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new two-child fertility policy cannot effectively deal with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at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needs further adjustment. Specifically, we find that the new two-child fertility policy will deteriorate demographic dividend before 2050, through combinati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and formula derivation. Aiming to stabilize demographic dividend at ideal range all the time, we build nonlinear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to propose an appropriate reforming path for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Then, we simulate and compar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under the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with those under three possible fertility policies: one-child, two-child and no fertility restriction, verifying that the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has better performance on stabiliz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than these three fertility policies have. Finally,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upper bound of research interval i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upper bound on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execute current strict fertility policy before 2032, then begin to relax it gradually especially during 2036–2041, and completely cancel fertility policy after 2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