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文章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刘易斯人口流动思想述评——兼论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威廉·阿瑟·刘易斯是当代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由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刘易斯一个重要经济理论是“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刘易斯关于人口流动的思想。本文评述刘易斯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并结合我国人口流动现状进行分析。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Minami准则的分析框架,选取小麦生产为研究对象．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和1980—2011年间的中国21个样本省市数据,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劳动产出弹性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北地区最高,其次是西南、华东、华中和西北,华北地最低;（2）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值正在接近实际工资水平,两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且趋于平稳。由此推断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这一结论不但有助于厘清相关学术纷争曼能够辨析新型城镇化的窟展阶殷和政革方向     

从“民工荒”看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民就业转型

"民工荒"问题研究为我国就业政策的战略性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人口减少的前推力、产业技术进步的后拉力和城镇化进程的固化力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区域和年龄的结构性短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不存在一个固定时点而是在一个区间徘徊运动。研究试图建立一个以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为核心,以工资增长、劳动权益保障和市民化为基点的农民就业转型机制。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模型验证综述

文章针对目前学术界刘易斯模型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应用讨论,就刘易斯拐点始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农民工工资变动,以及农业人口流动指标分析等方面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回顾,并对当前研究现状作了简单评述。     

Societal Metabolism and Multiple-Scale Integrated Assessment: Empirical Validation and Examples of Applic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empirical data to validate two points. (1)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societal metabolism bridges an economic view of changes in socioeconomic systems with a bio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m. To obtain this check, it compares a biophysical indicator of development BEP with 24 traditional indicators of mate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mparison covers a sample of 107 countries of the world, comprising more than 90% of the total world population (year 1993). (2) The concept of societal metabolism is useful to make biophysical analysts aware of constraints implied by economic viability and to make economic analysts aware of constraints implied by biophysical viability. To prove this point three practical examples of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field of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are discussed.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

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就业的调整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并显示出与这个新阶段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揭示出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文章首先论证了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进城打工已具有不可逆转性。文章还指出,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迫切需要发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通过国际比较,文章论证了城市化作为新增长点的意义,对未来城市化的速度进行了判断,并澄清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扩张和人口增加的关系,进而论述了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要点——新老居民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     

社会福利、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3～2009年中国省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变迁特征,并通过耦合模型衡量了二者的协调发展程度,借此系统论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明显,且各区域均存在福利的拐点。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度的下降和福利拐点的到来将恶化二者的耦合趋势。因此,当前各省应发挥增长在二者耦合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并结合自身发展特征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持续促进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共进,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深化和谐社会建设。     

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处于全面提高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的转折时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物价上涨的条件下,客观上要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之做出及时的调整,以确保低保对象的实际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从吉林省城市低保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来看,尽管低保标准、保障能力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但滞后于CPI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