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京津冀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京津冀流动人口县级截面数据和定量模型,对影响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域单元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各地区流动人口增长的内部差异明显;无论京津冀区域外还是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均向北京市和天津市集聚;近几年京津冀流动人口增速虽然减缓,但向京津集聚的趋势未变.研究结果表明,在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中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影响最大,社会因素的影响次之,流动人口密度滞后效应再次,平均海拔影响因素最小.基于此,提出制定倾向河北省的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包括注重发展河北省第三产业,增加河北省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产业集聚与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的影响:膨胀还是收敛?

人口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一直是困扰北京的一个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利用2006~2013年北京16个区县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视角分析产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第二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大;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对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强于第二产业集聚带来的促进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下北京人口规模将趋于收敛。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定性分析结果,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控人口规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调控方向。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

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     

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状况评价及空间分布模式分析

文章以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各区县的人口总量和GDP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分别计算出京津冀地区各年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对比分析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规律。并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及经济分布的空间集聚现象,揭示京津冀地区在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间,京津冀地区的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都在向东北方向移动;京津冀地区人口空间集聚呈现高-高、高-低、低-高三种特征,经济空间集聚呈现高-高特征。     

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状况评价及空间分布模式分析

文章以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各区县的人口总量和GDP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分别计算出京津冀地区各年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对比分析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规律。并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及经济分布的空间集聚现象,揭示京津冀地区在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00²010年间,京津冀地区的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都在向东北方向移动;京津冀地区人口空间集聚呈现高-高、高-低、低-高三种特征,经济空间集聚呈现高-高特征。     

高原山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毕节地区的Panel Data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1987～2007年毕节地区八个县市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方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资源环境、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对毕节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毕节各县市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稳步增加,呈现协同式的增长态势,但各县市之间增长速度快慢不一,显示了区域间的差异;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地域分布变动的影响日趋减弱,但是减小的幅度并不大,说明了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因素对人口密度变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尤以人均GDP和医疗条件变量更为显著;就人口密度的动态变化影响而言,除了受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共同影响之外,毕节各个县市还表现出其个体显著差异的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模型的建模原理与参数估计方法，运用GAMS程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增长，缩小了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但区域内人均GDP的差距并未明显改善。     

京津冀区域近十年来人口分布格局研究—基于空间数据探索性分析方法

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京津冀2000年到2010年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十年间人口聚集性在增加,主要原因是北京对人口吸纳的极化效应在增强,天津极化效应还没有表现出来。京津冀地区内部必须缩小发展差距,否则人口聚集的极化效应将更加突出,最终影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路径研究

人口的流动和分布直接影响着城市群城镇体系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文章从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动态变化以及空间格局三个层面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分布演化特征；基于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从行政、经济、交通三个角度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Zipf法则对2003～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人力资源水平、经济结构、交通建设等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分布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技能互补、产业布局优化、交通网络建设完善等对策引导京津冀地区人口合理布局的建议，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     

20世纪90年代京津沪城市经济发展与外来人口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20世纪90年代京津沪城市经济发展和外来人口规模,得出结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看,虽然天津明显滞后于北京和上海,但近几年天津经济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天津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京沪,但迁移增长率较低,从趋势上看,京沪净迁移率趋于上升,天津则陷入停滞;在常住人口增长方面,天津显著落后于其他两个城市,年均增长率约为京沪的一半,其主要原因是天津外来人口增加的规模较小、速度较慢,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此外,京津沪外来人口在空间分布、时间分布、职业分布和年龄结构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湖南省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出发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计量经济方法对湖南省人口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对于产业结构具有长期效应。产值结构上表现为城市化对第一产业具有持久的负向影响，但对第二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对第一产业有着长期的负向效应，对第三产业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但与第二产业长期关系不显著。整体来看，城市化在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Energy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has transformed daily lives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China.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is process on Chinese energy consumption patterns. Three energy-consuming sectors intricately associated with urbanization are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residential households, transportation, and the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Urbanization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each; moreover, the latter two ar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otentially high carbon producing. We estimate energy consumption attributable to each sector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ir impacts on societal transi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are identifi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linkages from urbanization to energy consumption. Strikingly, despite the larg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at is urban, the share of urban energy consumption, as estimated here, in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has remained stable. This suggests tha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orm of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for export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driver of energy demand in China.     

人口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综述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产业集聚研究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也不再囿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藩篱。从人口学视角考察产业集聚也是一种新的学术探索,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产业集聚要求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劳动力)作为基础,但是人口质量的作用更显著,且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产业集聚:一是不同专业技术知识和特长的劳动力或技术人才组成的专业化人才市场,为产业集聚提供必要的优质人力资本;二是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素质人才对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与此同时,制造业向某一区域集聚的同时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点在国外经验性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数据中都得到佐证。     

京津周围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实证研究

将河北省邻近京津的 2 2个县市划分为三类地区 ,利用河北省 5 0 5 6样本户调查资料对该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规模、流向以及不同类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提出了不同类型地区农村劳动力开拓就业渠道的构想。     

Impact of population,age structure,and urban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energ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macro-level,cross-country analyse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macro-level studies on the way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rocesses—specifically,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ousehold size,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influence carbon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nalyses employing time-variant data have produced great variance in population elasticity estimations—sometime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one, sometime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one; whereas, cross-sectional analyses typically have estimated population elasticities near one. Studies that have considered age structure typically have used standard World Bank definitions and mostly have found those variables to be insignificant. However, when researchers have considered levels of disaggregation that approximate life-cycle behavior like family size, they have uncovered relationships that are complex and nonlinear. Average household size h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road energy use and aggregate carbon emissions. Urbanization appear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