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成果及其应用

我国实施财税和预算改革须探讨其与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关系。我国的财政预算必须实现＂窄口径＂向＂全口径＂的转变,并能够同时反映流量和存量数据、揭示中长期风险和隐性风险。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存量数据,揭示了社保、医疗、环境治理、地方债和铁路债带来的中长期财政压力。对较为紧迫的地方债务和或有债务问题,我国需建立以地方债为主的地方融资体系,通过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来披露地方债务规模和担保数量。上海可以率先尝试发行地方债和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

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需求,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和数量也同步增加。我国预算法和担保法都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举借债务,不得违规提供担保。但实际情况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举债,这些债务没有纳入预算管理,其规模和结构情况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能够说明,混乱无序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式将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隐患。     

浅析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成因与对策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个别的地方政府存在资不抵债现象,引发了各级各部门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情况十分复杂,其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必须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关于建立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

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在我国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不敢触及它,因为《预算法》规定,地方财政不许打赤字;人们回避和否定它,因为中央国债已令人头痛,地方政府再举债岂非要负债累累?由于“谈债色变”观念依旧,往往把发行地方公债视为洪水猛兽。1998年开始,中央政府为扩大内需而实施     

关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特点、成因和对策的研究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局部已经显现，未来潜在的风险很大，如不积极防范和化解，向中央政府转嫁，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特点和成因，并提出防范化解的对策，具有非常重的现实意义。     

国家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

编制国家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可以摸清"家底",提高财政管理透明度;可以分析政府资产与负债的结构、比例、期限,揭示政府债务风险;可以借由资产负债表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探索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就要研究制定《政府会计准则》,加快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严格界定资产负债表与表内项目的范围,尽快编制国家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并予以公布,发挥政府资产负债表对中长期财政的预测作用,并加强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审计监督。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及其风险防范

加强地方债务风险的控制和管理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中有进"方针的重要举措,要正确看待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借鉴发达国家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经验和美国底特律市政府破产的教训,进一步完善针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具体做法是:继续规范和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建立地方干部问责制;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地方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互动

过去20多年地方政府在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诱导下,不断通过土地征用获取租金最大化,其后果不仅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大量抗争活动,而且还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粮食安全目标以及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为此,中央政府在过去10多年以来做出积极的回应,一直试图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以及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之下,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的范围、规模以及审批权限乃至土地出让收入的支配权益等都被中央政府明显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对农民土地的赋权本身不是中央政府追求的直接价值目标。关于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方向,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土地私有化的逻辑是存在缺陷的。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

企业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的静态会计报表,是企业中长期决策的根本依据,也是甄别企业财务状态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我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已较成熟,但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相对滞后。政府在实施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划时,缺少必要的财务决策依据。同时,政府经常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且拥有相当大的财政支配权、裁定权,但对政府缺少必要的财务约束机制。因此,研究国家资产负债表对我国现有体制下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尤为重要。重点应研究：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组成;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应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等。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研究综述--基于权责分离机制的思考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风险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专家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分析指出了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诸多原因，包括经济发展、财政体制、政府行为等，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并不是“责任政府”，这种权责分离的情况必然导致政府大举借债，风险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城市化与金融

推进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是,地方政府负债投资的形式是否为最佳方式?这种方式是否能持续?从更深层次观察,地方政府负债是财政问题,这势必涉及财税体制安排、中央与地方事权分割等基础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安排。显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结构中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及相关政策建议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低于2013年,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低于7%:经济依然处于下行周期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结束年增长20%以上的历史;中国依然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问题;地方政府债务泡沫、某些产能泡沫有可能破灭并引发短暂的阵痛,但这些小泡沫的破灭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有利于大局。我国经济增速放慢是规律使然,是消化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是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是消化刺激政策后遗症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也是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     

我国保障房资金缺口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面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巨额的资金需求,各地政府纷纷尝试多种保障房建设融资模式,其融资途径涵盖银行贷款、地方债、私募债、公积金甚至是企业债,保障房发展的资金困境似乎正在化解。但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是发债资金使用流向的监管,二是保障房债券的偿还。保障房项目利润率低,建设周期长,单纯依靠财政投入难以为保障房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应该发挥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构建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多方参与、风险共担与风险规避的保障房投融资平台,吸引民间资本、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银行信贷、信托、保险、社保等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使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从源头上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基于中国语境的分析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参与时代,地方政府与公众互动的能力是地方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我国地方政府面对公民参与时能力不足的表现有:左躲右闪、打退堂鼓、束手无策。公民参与中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应以最大化公民参与积极功能和最小化消极功能、保障政府的帮助者和伙伴者及服务者角色、维护和增进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为依据。公民参与中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围绕制度能力、参与网络管理能力、政府人员胜任力三个层面,包括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政府回应制度、识别和整合利益能力、协调合作能力、维护参与网络能力、尊重公民权利能力、选择参与策略能力等八项建设内容。     

FISCAL RULES AND GOVERNMENT BORROWING COS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We find that the adoption of numerical fiscal rules reduces government borrowing costs in a sample of 101 advanc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1985–2010. We apply a variety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s to address the self‐selection problem of policy adoption and find strong evidence that fiscal rules have large and significant treatment effects on lowering government borrowing costs in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changes in country sample and alternative estimation methodology, and are consistent with fiscal rules helping to build policy credibility by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and the “risk premium” on government debt that compensates lenders for this possibility. (JEL E43, G12, H60)     

推出市政债券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资需求已引起各方主体的高度重视,探索推出市政债券是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为此,当前应加快立法,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约束,构建多元化的城镇化建设融资体系,建立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融资机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构建地方政府的财政信用,强化地方财政预算约束,提高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透明度;完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有效防范和控制市政债券的信用风险;制定市政债券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发展壮大投资者队伍。     

残疾儿童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

目前，政府通过发展社会保障以增进社会和谐的政策方向基本确立，倡导残疾儿童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度公正机制是基于经济发展和现代社会平等两者之间的权衡。目的是使社会成员都能够普遍以适度标准不断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实现残疾儿童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度公正目标的条件，基于此目标，残疾儿童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存在以下制约瓶颈：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法规滞后；政府保障主体地位缺失，财政经费投入不足；残疾儿童参与社会保障层次低、覆盖面窄；保障政策执行部门行政多头管理。因此，残疾儿童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设计需要着重于：保持经济发展水平下残疾儿童保障支付享受标准；倡导公正和能动的残疾儿童权利保障价值取向：界定政府责任边界和立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整合政府部门残疾儿童社会保障资源。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PUBLIC DEB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3–1978

Barro claims that since the public rationally forecasts and discounts future taxes, government debt does not represent net wealth to the public and therefore does not affect any real economic variables. Then why are there ever deficits? Barro has presented a theory of optimal deficits based on intertemporal tax smoothing. The theory predicts that nominal debt grows in proportion to anticipated inflation, varies contracyclically with respect to real income cycles, and varies procyclically with respect to war cycles. Barro tested his theory using annual American data for 1922-76 and found weak support for his theory. This paper reexamines Barro's tests, using quarterly American data for 1953:Q1 to 1978:Q4 and finds stronger support for Barro's theory than Barro found using annual data. This paper also concludes that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do not engage in tax-smoothing behavior–––probably due to considerations of migration–––and that the debt held by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de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