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

在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中,以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社会的数据也显现出同样的模式。作者认为,已有的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没有对在不同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关系模式给出合理解释。作者从“再生产”和“统治”两种机制的角度,对关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     

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

同样是社会结构的再生产(thereproductionofsocialstructure),社会底层与社会中间阶层和权力精英之间是否存在差别?直到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Wills,1977)①于1977年出版之前,大多数“再生产理论家”(reproductiontheorists)对此并无清晰回答,他们在对社会各个阶层分析时往往不加区别。与此不同,在威利斯看来,社会底层②再生产的逻辑、过程和机制与其他社会等级之间存在重要区别,正因如此,使得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理论和以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为主要技术的定量研究方法对此失去基本的洞察力,从而有必要开创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中不公正现象透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的过程。而这一社会变迁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它是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重要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分层还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形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公平的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     

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加快了社会、经济改革的步伐。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触及到了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的角色、群体、组织和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的阶层或阶级结构。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研究的中心点在于回答 :“你得到了什么 ?你为什么得到” ?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使得个人被“分配”在各个社会位置 ?换言之 ,我们应当回答的问题是 :在这场触及人们经济利益和“灵魂”的社会变革中 ,社会资源是怎样被…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分析——以福州市区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例

笔者通过对福州市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来探讨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与布迪厄的著名论断是一致的,本文以社会分层,布迪厄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再生产和威利斯的反学校文化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学的角度,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与个案访谈分别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四个方面分析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内外部环境,学生对教育的自身看法,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资源的供给,最后得出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与新兴阶层崛起

社会分层研究历来就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传统领域，也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一领域内，受到关注最多的就是社会分层的结构研究，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主要基于这样的假设：阶级阶层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单位，阶级和阶层的共同行动是最     

“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论题——中国和日本的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和日本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论题一中国和日本的经验”学术研讨会，2006年3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会议聚焦中日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围绕四个主题展开，即：（1）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企业体制结构；（2）大都市建设和规划；（3）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差距问题；（4）社会福利问题与社会政策。会上，来自中国和日本的8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现将各位学者发言的丰要观点述要如下。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

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分层（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因而被视为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焦点，也因此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自１９７８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面临的是改革、开放引致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其间，社会利益关系及其社会结构问题始终为社会学者所关注，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社会利益结构在现实层面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社会最基本的、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性的演变；在社会学知识层面涉及的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因而，这一研究“热点”亦成为…     

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本文对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努力从规范性理论体系的框架出发为这一命题建立逻辑基础。文章认为,社会结构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体要素(如家庭、企业组织、非正规制度)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政府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们的形成受各种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只“手”的存在意味着要对经济学的某些既定的暗含假定和前提作出新的修订。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的过程中,认识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对于理解资源配置和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

一、引　言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分层结构变化 ,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 ,无论是对分层结构特征的揭示 ,还是对分层机制变化的探讨 ,学者们都主要是从客观方面进行的 ,对阶层意识这一主观方面的问题则关注不多。我们于 1 996年 4- 5月在武汉市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 ,问卷中除了有关分层流动的客观指标外 ,还专门设计了一组阶层意识的测量指标 ,本文就是对有关阶层意识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和报告。资料搜集方法如下 :首先 ,我们从武汉市所辖的 82个市区街道中随机抽取 2 0个 ;然后从每个街道中按该街道所辖居委会的个数占全部…     

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 ,是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和市场机制运行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我国 2 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使原来僵硬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 ,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在这一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 ,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坚力量的中间阶层的悄然崛起 ,正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中间阶层作为我国新兴的阶层 ,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相对独特的社会要求 ,因而是影响社会结构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构成和社会特性中间阶层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 ,其划分的标准主要…     

“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

本文提出了机会—流动论的视角,并用来解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面对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机会结构变迁时的反应,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秩序的改变。作者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进入自雇业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改革阶段是如何变化的,关注的重点是干部如何应对新的市场机会。对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初期,教育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业者,但是在农村中却并非如此。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业者,也只有那些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成为自雇者的人能享有较高的收入优势。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各个社会群体的优势/劣势的变化时,我们应该将劳动者如何获得社会位置/群体身份的流动过程考虑进来。     

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异

长期以来,就劳动关系的研究来说,存在着偏重业缘关系,漠视劳资关系的偏向;就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来说,存在着偏重阶级关系,漠视阶层关系的偏向;就阶级内部关系的研究来说,存在着偏重水产分化、强调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漠视垂直分化、否认阶层间权利利益差别的偏向。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一项涉及全国的较大规模问卷调查统计数据的分析,建立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我国工人阶级整体的阶层分化(即垂直分化)状态进行观测和描述,初步分析了各个阶层的构成、特征及在整体中的地位,分析了各个阶层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对各个阶层的状况和地位进行了比较,初步探讨了各个阶层间的关系。     

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理解低额彩礼的一种视角——基于粤北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家庭是理解彩礼性质和彩礼变迁的重要变量。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关于彩礼性质的解释存在形式主义的局限。事实上,彩礼嵌入在特定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中,并受到家庭动力学机制的具体规定。华南地区的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是理解当地低额彩礼的结构性原因。这种家庭再生产模式具有低度代际支持、低度代内竞争和低度社区竞争等特点,强调联合家庭整体的文化认同,从而抑制了彩礼上涨的动力,维持了彩礼水平的相对均衡。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有助于抵消婚姻市场失衡导致的婚姻要价效应,进而低成本地实现家庭再生产。     

中国社会：断裂的“洋葱头”？

当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认定还存在较大分歧: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认为,一个“洋葱头形”现代化社会分层结构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现雏形;而李慎明主持的“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则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两个阶级三个阶层”的“类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孙立平则认为,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呈现为贫富差距很大的“蜡烛台形”。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本文通过分析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当代中国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作用,并对城乡间的制度分割给予特别的关注。研究发现,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本文认为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这种状况使以往仅限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的分析对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不平等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GSS2 0 0 3的数据,集中探讨了中国城镇社会中客观阶层位置在有关社会领域中的后果和影响,居住模式、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和阶层意识构成了这一分析的4个维度。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居住、交往和认同维度上,特别是在客观分层结构的两端,阶层化构成了主要的趋势;在生活方式维度上阶层化的趋势则比较模糊。在4个维度上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对应关系     

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

迄今对中国社会分层模式变迁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收入和职业流动的分析上。本文则关心在分层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住房。通过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数据中的城市住户的分析,我们得以了解不同职业阶层在住房产权、房屋面积和房屋质量等方面的情况。在2 0 0 0年,72 %的城市居民户拥有住房所有权,比1 990年的2 4%增加了48%。户主职业地位高的住户在产权拥有率、购买租赁比、购房能力(特别是购买新建商品房)上均表现出显著优势。另一方面,自2 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住房面积和房屋质量有非常大的提高。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所拥有的住房往往面积更大、质量更好。这些发现说明,在成功的经济改革背后,社会分层机制既体现了制度跨越又保持了制度延续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本文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及其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导致城市家庭发生变迁——所作的一个理论探索。本文以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城市社会变迁作为家庭变迁的宏观社会背景,分析了中国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现实社会变迁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及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进一步说明了程度不同的社会变迁对城市家庭变迁的不同影响,提出了城市家庭变迁机制的理论假设,分析了城市家庭变迁在在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一定社会的家庭之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家庭结构与该社会的家庭制度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的假设。     

村企关系的演变: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

本文综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角度,以永联村为例,考察了乡镇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的相对变化,重点分析了村企关系的演变及演变的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在正式制度的作用下,企业家人力资本生产力相对社区权力资本生产力逐渐提高,因此,在村企关系中企业的主导作用日趋凸显;但是在非正式制度,尤其是社会性合约的作用下,村企关系的演变并非按照线性模式进化,而是呈现出多样化。其中一种可能的演变趋势就是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并且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下,"公司型村庄"模式具有内在的效率机制以及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