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积极推进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宥于我国历史传统和民主法治国情,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仍存在民主权利与民主需求、民主需求与民主实践、民主实践与民主权利之间不相协调一致的问题,使得社区民主治理陷入“权利-需求-实践”的困境,这严重阻碍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及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是结合我国实际,完善民主权利,满足民主需求,深化民主实践,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之路。     

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治理”范畴是近几年政治学、社会学、城市学广泛重视和应用的范畴。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权力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最终实现发扬民主、整合资源、促进社区建设的目的。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发扬民主的过程，同时也是社区建设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过程。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既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又是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同时也对社会伦理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社区健康、和谐、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现状分析，针对问题产生原因及表现提出一系列解决措施。     

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性路径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然而,我国在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巨大挑战,比如基层公共服务薄弱、工作作风不佳、居民参与感不强等。只有深刻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和挑战,并且积极探索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才能推动社区的平稳发展,促进社会的良好运行。     

论新时代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我国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社会、居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转变治理理念、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核心引领作用、扶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提高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和文化教化水平,才能在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上不断创新,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     

新加坡城市更新的政策经验及对我国老旧社区有机更新的启示

城市老旧社区有机更新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完善城市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点议题.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海岛城市国家,曾经面临着社区老化、居住条件差等问题.1990年以来,新加坡政府相继推出多个更新计划,持续翻新和完善公共住宅,有效提升旧社区的功能,恢复社区活力,促进种族间的融合,其更新政策和经验成为全学界和业界学习的典范.通过分析和总结新加坡城市更新计划的发展历程、内涵理念、实施方案和更新内容,为我国城市老旧社区有机更新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城市化过程中过渡型社区的长效治理:"三社联动"的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指在法定城市社区中,由土地被征占的农民构成的演替式边缘社区和含有土地被征占的农民的混合式综合社区.因其居民主体自身的异质性和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阶段呈现出特殊的生存性、适应性、发展性问题,使得普通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借鉴意义有限,有必要探索有针对性的长效治理方案以优化治理效能."三社联动"这一协同治理理念下的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模式,因其提供资源整合和多元化服务的特点而展现出其适用性.推动"三社联动"在过渡型社区中的实践模式发展,对过渡型社区治理以及普通城市社区治理具有良好借鉴意义."三社联动"模式可通过多重主体入场提供完整的就业支持系统;利用教育—服务双承载模式提供多样化培训服务;加强三大主体联动共建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培育家园理念建设,推动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提升和城市融入进程.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若干思考

当前,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均受到了党的高度重视,既结合党的建设,又是新时代新的伟大工程。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有扎实的理论支撑,进而以基层党建解决社区治理出现的难题是一个可行的探索。基层党建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发动群众、利用互联网资源、加强队伍建设、经费保障、制度建设来引领和推动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调适及其反思——以黄石市街道体制改革为样本

街道作为城市基层政府及行政管理的末端,街道体制改革实质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本文在梳理学界关于街道体制的争论及其有待澄清的地方的基础上,以湖北省黄石市街道体制的改革为例,讨论改革的源起与作为,发现其改革的效果并不乐观,但在后续的改革政策中,也在逐步调整。对街道体制改革进行思考,撤销街道办的改革应坚持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逐步规范社区组织架构,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等等。在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对于是否撤销街道办事处,更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改革方法,真正做到因地渐进改革。     

我国城市街道体制改革的实践模式及未来走向

街道作为城市基层政府及行政管理的末端,街道体制改革实质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新世纪以来各地都在探索街道体制的改革,并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模式。本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街道改革模式进行分析,对各种模式的特点及发展空间进行讨论,从中分析我国城市街道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就进一步深化和推进街道体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强调街道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坚持社会本位、社区自治;坚持政社分开、各司其职;坚持多方参与、协同治理;坚持立足国情、因地制宜。在街道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推进城市宏观体制的改革,为街道体制创造条件,提供空间。     

生活、关系、空间:城市社区融合共建的三维逻辑——基于上海市D社区的案例研究

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上海市D社区基于生活、关系、空间三维向度的城市社区融合共建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当前社区建设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动回归,通过社区动员培育居民自治意识与自治能力,营造社区文化,深化关系联结,从而有效提升社区社会资本,推动社区多元主体整合,形成以基层情感治理为主线、以专业工作介入为手段、以社区文化建设为目标的城市社区整合共建的现实路径。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未来社区治理的方向是如何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论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对南京市L社区议事园几个实践案例的考察

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因过度行政化对其自治性造成的挤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而对居委会是否具有自治性多持否定意见。我们通过观察南京市鼓楼区几个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尽管居委会的过度行政化倾向依然普遍存在,但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作为具有自主意志的独立行动者,在受行政力量掣肘的同时,也在力图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和向民性,居委会的自治性明显在成长。并且,兼有＂官-民＂二重性的居委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作为自治主体的行动策略;而社区议事园这一社区参与机制,则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政府从诸多社区管理事务中不断后撤,又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空间。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Paradox of Participation

Citizen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have been adopted as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many countries. For instanc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Porto Alegre was successful in mobilizing and empowering poor people. However, in many cases, participation is merely a buzzword which often leads to co‐optation. In this article, we propose an explanatory model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for making comparative analyses and compar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the 1990s in Brazil with the Japanese community policy of the 1970s. Based on this, our analysis identifies the paradox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gatekeeping functions. As a consequence of enhanced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power of the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becomes dominant unless politicians and the legislature retain their autonomy in decision‐making. If the gatekeeping functions of involv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re monopoliz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body urban development is de‐politicized, which, in turn, leads to co‐optation by government and ex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o retain the function of politics to deepen democracy through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The inspiration of Corporatism to Governance of China's Urban Community

At present, Many countries hav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governance of society. Community, the most basic unit in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society, is a vital cont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dern management capacity. This paper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cause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ries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governance for China'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the Corporatism.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考——以泉州市城东片区四社区为研究对象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是有效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泉州市在"城中村"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要实现以"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创新推动城市管理创新,泉州应该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居民保障水平提高、社区管理者素质提升、社区文化建设加强等五个方面继续推进各种有益探索。     

城区交通拥堵的合作治理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区交通拥挤已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机动车快速增加、道路建设滞后、城市规划不合理、交通管理水平落后，造成的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影响了市民出行，也制约了城市治理及其经济发展。借鉴域内外先进经验，不断加强市政路网建设、完善公共交通，合理规划城市建设、公民文明交通意识建设，可以逐渐缓解城市拥堵问题。     

产业升级与空间布局：新加坡工业发展的历程与经验

新加坡通过不断调整工业政策和适时进行产业升级,用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并首创以工业园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从而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标杆城市。本文梳理了新加坡在不同发展时期的产业政策和空间布局的演变历程,并总结新加坡工业发展的经验,以期为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

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供给是城市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城市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开始承载公众生活内容、满足公众社会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个功能载体,凸显出其在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中,应将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主体,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以协同治理来应对市场的失灵、弥补政府的不足,有效地整合和配置社会资源,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潜能,最大化地满足社区民众多样化的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