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贡献

与当今英美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相比,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往往被人们视为并不入流的"另类"。但实际上,作为一位力图调和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具有综合意识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这种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政治规范的证成,为理解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二是他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为探索差异政治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三是他对"应当之软弱性"的揭示,为激活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借助于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同时也更富有成效地来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

近十年来，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蔚然而为汉语学术中的显学，其中，所谓英美式自由主义话语，又居主导地位。汉语学术中的自由主义话语，主要以两方面的内容为自己的工作方向：一是自身建设，重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之系谱，二是批“异端”，     

捷克地缘政治思想之争

文章通过梳理近现代捷克民族精英对地缘政治范式的思考历程,指出两者在捷克民族政治思想史中的对立性。面对国家身处欧陆夹缝的困境,反地缘政治学派则从道德政治的制高点对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进行鞭挞,展示出捷克民族追求真理、正义和谋求独立、自由的民族精神取向。因此,反地缘政治学在捷克政治主流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国家面临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地缘政治思潮总是不同程度地"回归"政治舞台。传统地缘政治学派坚持国家的统一性与对德国的斗争性,持不同政见者则表现出亲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取向,而捷克官方最终选择"和平分手、重返西方"的政策实践作为对地缘政治之争的历史性了断。     

协调与融合:欧陆民法与英美民法的新趋向

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之一,它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完善。欧陆民法与英美民法,分别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的代表,研究二者在民法制度方面的特点、差别及其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和有关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健全和完善,对于顺利开展对外经济交流,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欧陆民法与英美民法,既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因而人们对于二者的比较研究总是倾向于寻找它们的区别点。于是法学家们辛勤的比较结果终于带来这样一个印象:似乎它们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了,区别点也从三、四个猛增至七、八个,越多越好。这种理论研究,虽有助于我们认识资产阶级国家民法的本质和特点,但恰恰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当代,欧陆民法与英美民法的独特性实际上已不如过去那样明显,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别也日益在缩     

政治沟通分析：背景、框架与评价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政治沟通分析的兴起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两次世界大战则是其直接诱因；从现代学科的发展说，政治沟通分析的兴起得益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政治沟通分析也是政治学研究范式从传统的法律一制度主义范式向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发生重要转变的产物和表现。政治沟通分析的基本框架包括政治信息、信息发送者、信息沟通通道、信息接收者、信息反馈等五个相互联结的有机整体，这也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沟通过程的基本要素。政治沟通分析方法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政治沟通分析理论的学者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一批既具有经验含义又具有系统含义的操作化概念结构；政治沟通开启了把政治信息作为政治分析单元的先例；政治沟通理论是对政治系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全球化与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当前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出了巨大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行有选择的扬弃，并形成创新主流政治文化的思想意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差异探微

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在文化底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西方对政治的认识、研究政治的侧重点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等方面。而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显性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中西方对权力来源的认识、治国方略、权力行使方式及对外政治关系四个方面。可以说，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均根植于各自的历史土壤中，存在差异是必然的、正常的。只有彼此相互借鉴、相互交融，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体现各自的价值。     

自由主义的面孔：表情的抑或表意的？

当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成为讨论的热点这些年,应该说,知识界对自由主义的素描不外乎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的分类: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①。于是,大陆学术界沿着欧陆传统的唯理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两种思想理路开始了极其夸张的梳理。固然,这个分析与论证对一度在西方自由主义面前昏头的我们还是有益的。撇开学理上曾经对卢梭、孟德斯鸠的一锅煮不说,就是对自由与民主关系不分青红皂白的瞎扯也可以说是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饶有趣味的是,正当我们沉醉于这些刚刚舶来的新出笼的资源时,那些被压抑多年、沉寂多年的资源又如日中天,…     

维也纳会议后50年间的东方问题与欧陆政治

<正> 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轨迹是以欧陆为中心向外逐步延伸,因此,欧洲强国在欧陆以外的争夺始终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列强在中近东地区的角逐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发源于欧洲,欧洲诸强国的海外扩张被归诸于资本主义对贵金属、市场及原料的需求冲动,所以,在欧洲列强的海外争夺与欧陆政治局势的关系问题上,中外学者便多限于认为:海外大量扩张余地的存在吸引了大国注意力,从而构成欧陆政治相对稳定的重要条件。本文拟通过探讨维也纳会议后50年间的东方问题与欧陆政治的关系,说明研究国际关系史不能简单地照搬经济决定论观点,应当重视中心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对欧洲大国海外扩张的影响。     

政治哲学的三重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它在中国的兴起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体现在政治哲学概念的错综复杂中，对于政治哲学概念的界定就存在着五种关系：政治哲学包含于哲学，政治哲学包含于政治学，政治哲学是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政治哲学同政治学、哲学是全异关系，政治哲学同政治思想的全同关系。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还得益于政治哲学的使命，政治哲学要追求的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政治哲学要追求的一般规律以及政治哲学对人与政治关系的关注，这些都使得政治哲学需要完成从书斋里的沉思走向实践着的人世间，而政治哲学的反思功能、对策性功能和规范性功能都正好满足了这一点。政治哲学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中心已经具备条件，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已然到来。     

重估浪漫主义——从哈罗德·布鲁姆的浪漫主义研究谈起

自浪漫主义传入中国之始，就伴随着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浪漫主义这样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浪漫主义的概念一直呈现出不可控制的歧义性。长期以来，我们都将浪漫主义简化成一种创作方法，这与西方学者视角下的浪漫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重新回顾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浪漫主义对我们理解、深化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1960～1970年代重估浪漫主义运动是英美学界保守派人文知识分子为了抵御欧陆哲学理论对英美人文批评传统的侵蚀而作出的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回顾哈罗德·布鲁姆在美国1960～1970年代的重估浪漫主义运动中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诠释，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学科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传统政治文化建构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

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以及未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孕育了共同的意义体系和伦理规范，建构了社会同一性，奠定了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赋予中央以内在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家”与“国”的密切联结，培育了对中央的信任感和亲和感。传统政治文化建构了权力本善的政治认知，赋予公权力执行者以“贤”与“能”的角色期望，形塑了对公权力及其执行者的政治信任。这些因素塑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情感、评价，生成了特定的政治认同，是促成和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20世纪40年代中国民主政治思想论析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民主政治看作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让人民说话的政治＂、＂自由批判政府的政治＂、＂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政治＂和＂受人民委托的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实现取决于民主风度,因为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大规模参与政治,群众参与既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又是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认为,＂中国式民主＂ 既不是调和折中之民主,也不是模仿之民主,而是苏联的经济民主与英美的政治民主的融合.这个时期的民主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政治优先”抑或“法律优先”：民国时期立法审查派与司法审查派的合宪审查之争

民国时期,立法审查派与司法审查派就合宪审查制度设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前者取法欧陆制,主张“政治优先”即审查权归属国家政治机关或立法机关;后者取法美制,主张“法律优先”即审查权归属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并就审查范围、违宪处置方式等取“严格主义”抑或“宽泛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当然,时人并非照搬欧陆制或美制,而是注重其与本土因素的融合。     

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来实现的。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伦理政治观。建立在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集中体现为儒家学说的传播、延续、变化和发展。传统政治社会化的深远影响启示我们，文化的因素对于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