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的诗学意义

翁方纲是王渔洋的再传弟子。他从渔洋《七言诗歌行钞》中选出三昧之诗,予以分析。并认为渔洋仅以冲淡寂寥为三昧之旨,是不全面的,三昧当有万法,遂将三昧之旨扩大到各种风格,以王维的平实叙事和杜诗为万法归原处,由虞集诗之例,将从学问得出的实地与三昧联系起来。这次尝试,是翁方纲由渔洋神韵说走出的关键一步。     

王维诗勃兴的文化政治因素

王维在盛唐诗坛的实际影响力超过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诗歌在当时拥有从宫廷贵族到地方百姓的十分广泛的接受群,形成“天下右丞诗”的局面.这一声誉的取得,与王维全面性的成就与盛唐兼容并包的文化心理之间的契合、王维适应盛唐时代文化趋尚的诗歌艺术特征以及盛唐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王维驰誉盛唐和后世赢得的较高声誉为探讨流行和经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样本.     

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的诗歌崇尚

<正> 王渔洋的三部唐诗选集,除了《神韵集》偶为人们提到外,《唐贤三昧集》和《唐人绝句选》则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境地。这三部选集不仅与王氏的诗论及其发展密切相关,也切实反映着王氏一生的诗歌崇尚。阐释清楚这一点,对全面了解这位清代大诗人是不无裨益的。一《神韵集》是王渔洋初入仕赴扬州任推官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编成的,从此,渔洋在诗坛上树立了自己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把《神韵集》看作王渔洋首倡“神韵”诗论的标志,已是论者的共同认识。然而,对王渔洋何以     

王维、孟浩然齐名质疑——论王维为高孟一等的大诗人

盛唐诗人王维孟浩然,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与诗风特色方面有相似之处,二人又有一段交游、诗相往来,友谊非俗,加之山水田园诗派以王维、孟浩然成就最著,被推为此诗派的主要代表,所以文学史一直以王、孟并称,遂形成二人齐名的假象。历代诗论家(包括今天的专家学者)多着眼于两人的山水田园诗进行比较研究,而对他们具有明     

论王维的边塞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著名诗人辈出,如群星璀灿,王维就是这群星中的卓然大家。顾起经云:“玄(宗)、肃(宗)以下诗人,其数十百,语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唯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猪百氏。”《许彦周诗话》也称:“孟浩然、王摩诘诗,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这个说法是符合王维在盛唐诗坛上的实际声誉地位的。王维早期,游两京,历中原,使凉州,写了不少歌颂戍边将士,反映边塞生活的诗。这些诗思想积极,充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艺术上也颇具特色,是王维诗中的精粹。比起他后期的山水田园诗,数量虽少,成就却比较高。可是,因为王维生平活动的资料少,专门研究他边塞生活和边塞诗的文章至今未见。本文试图对他的边塞诗作一具体分析。这对全面评价王维的诗歌成就会是有益的。     

论张九龄感遇诗中的比兴手法

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际,继陈子昂之后又一个大力创作感遇诗的诗人,他的感遇诗主要包括<杂诗>五首和<感遇诗>十二首.这些感遇诗成功地运用了屈原以来的比兴手法--香草美人的传统,在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上独具特色,体现了他对传统诗歌艺术的继承.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悲剧蕴涵

盛唐山水田园诗歌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文章以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自然无为与佛教的境界追求作为论述的理论基础,具体分析了山水田园诗歌在人生理想、前途命运和信仰追求上的悲剧蕴涵。并以孟浩然、王维的诗歌加以说明。     

王维与盛唐山水诗的明秀空静之美

王维与追求诗境明秀之美的其他盛唐诗人，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由早期的巧为形似之言，变为兴象玲珑的意境创造。王维擅长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孟浩然则在写澄淡纯净的水乡景色方面更胜一筹；以王、盂为中心，形成了诗风相近的盛唐山水诗派。他的诗歌创作，受隐逸之风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较大，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与禅的静默观照合而为一，神会于物．超入禅境，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透出幽深，有一种冲淡空灵的缥缈神韵。被视为古代山水诗创作的正宗     

韦柳诗歌与中唐诗变

在唐诗发展史上,开元、天宝与元和、长庆是两个创作高峰。从开、天以后至大历初,盛唐诗坛上的巨星如孟浩然、王维、李白、高适、杜甫、岑参等相继殒落,而中唐元白、韩孟等尚未成熟,因而在大历、贞元的40年间(766—805),诗坛相对黯淡、沉寂,形成一个明显的低潮。一般认为,活动于此期的大历十才子是这诗歌盛衰之际的过渡人物,诗风在他们手中完成了从盛唐到中唐的转变。这种观点早已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里却忽略了一个     

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基于《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勘式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这部手稿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逻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批判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除了受《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后者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关切。基于整体的思路,黑格尔将伦理国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却通过内在的批判发现黑格尔的论证无法完成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因此,马克思不再将政治国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在方法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批判方法,逐渐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