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解说效力与局限--兼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新世纪的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着法治化的进程,法学理论自然要对这一生动的社会现实进行积极的回应。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语境出发,对法治的产生、发展、当代趋向及中国法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近年来众多富有活力的理论研究中,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法治研究则成为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热点。对这一法治观进行客观、理性的审视和评析,可以为当下的法治理论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提供某种深层透视和省思。1 中国法治研究进路中的根基关怀应当说,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法治和人治大讨论。特别…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奠定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民主平等正义理论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价值支撑,而辩证唯物主义为其提供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深刻界定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提出"德法共治"的战略主张。     

法理与治理窘思：标正主义视野下中国法学研究范式之批判

追寻现代法治治理目标的达成,已然成为当下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现实语境和共识所在。但如何研究和探寻"中国法学"的理论属性和建构路径,至今仍是亟需解决的课题。中国法学研究路径必须立足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迫切法律需求,具有自身的品性。标正主义通过前置理论的创设,为系统建构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契合中国法律法学传统,顺应世界法学潮流而又深具民族自足品性的法学理论,提供论证性前提,以期推动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治实践的进步,促成新的良性制度安排。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科学化现代化中国法学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创立了毛泽东法律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三次伟大历史 性飞跃.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这三大理论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领域的实践智慧、理论创新、制度构建,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在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的独创性、原创性、集成性贡献,凝聚了我国法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思想精华,标记下我们党持续推进法学理论创新的百年历程.     

历史语境下的法治要求与法学理论发展--以中国古代及近代为背景

本文以中国古代及近代为背景,论述了法治要求和法学理论发展的各自历史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文章认为:法治是一个具有社会性和演进性的历史成就之物,它源于社会内部的需求;法治要求一方面促进了法学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自身的发展又需要法治理论的导引;不同的社会环境产生不同的法治要求,也孕育不同的法学理论;法学理论的发展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等等。     

论规范法学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主流法治概念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制之外,更强调对道德价值的追求,对于"认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为法治理想的实现埋下风险。本文对承担客观认知功能的规范法学进行研究,论证规范法学对因果性解释与规范性解释的区分、对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的区分、对规范性之生成的研究,以为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完善作出尝试性探讨。     

认知的功能：论纯粹法学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主流法治概念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制之外,更强调对道德价值的追求.但对于“认知”却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就为法治理想的实现埋下风险.故而,本文将对致力于建构追求客观认知的“法律科学”的纯粹法学进行研究,论述纯粹法学中的知性国家观、规范命题和分离命题,为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完善作出尝试性讨论.     

国家与社会:一种法学思维模式的重新解读

新的法学理论的构筑需要新的思维框架的支援与支持。西方各国社会现代化、 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形成的国家-社会二分及市民社会理念影响了整个２０世纪。２０世纪初 叶，中西学术交流肇始，中国法学获得了第一次现代化的机会，一度成为显学，自由、平等、人 权、法治、宪政、民主之说盛极一时。但中国 ２０世纪特定的历史命运和演进轨迹，并未给中国 法学带来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法学的百年徘徊，显然是因未获自身的话语模式和思 维模式所致。今天，法学界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模式及市民社会理论的普遍学理关怀，显 示了中国法学要学术化的强烈本能，也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法学学术化的路径与可能。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变迁与法理学研究转型升级——以“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可能为视角

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不断转型升级的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史。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函变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在价值理念、制度建设、运作理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法理学研究通过在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聚焦等维度的转型升级，为不断变迁的法治实践做出了理论因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已然进入新时代，而法理学研究也正在逐步迈向“法理”的理论自觉时代，并在内在品性、外部特质、思维属性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法理化、回应性、思辨性特征。总之，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这无疑既是法理学得以发展的规律性启示，也自然是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的必由之路。     

法价值与民法取向

法的价值是法基于本位的追求。法的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公平、秩序等理念形态。法价值的体制是法价值理念的载体。法的价值主体主要是个人与社会。市民法之价值核心是私主体个人本位性的自由和公平。在近代法典化时期,自由理念表现为完全之契约自由,并得以进一步蓬勃发展,成为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当代,自由理念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在市民法中仍保持着最初的重要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由意志的更新规范只能在对法律行为本身适法规格上,并非对自由理念的否定,且可通过公平之价值理念和原则来调适。法的本位价值取向决定法律制度作用的方向。民法以私主体个人权利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权利和利益充分实现。尽管从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看,民法也朝着社会化做出努力,但是,民法关怀的仍多是私主体个人,民法所做的努力多是尽力避免个人本位和社会的矛盾冲突。     

新物权法中的区分原则对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物权变动问题上明确采纳了区分原则,这一区分原则必然会突破传统物权法律适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对国际私法上的涉外物权法律适用问题产生影响。在国际私法上,涉外物权变动法律适用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也应当分开,涉外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可以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而涉外物权变动的结果行为则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法学的品格与法学中国化

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国人大国之梦破灭后,忧国忧民之志士开始思索中国失败之源,初归为中国技术之落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随着甲午海战之惨痛失败,使仁人志士开始重新思考落后之因,观近邻日本之昌盛,方悟出中国落伍之根在于政治、法律等制度性文明缺失。为挽救当时风雨飘摇的     

论国际私法的国际法因素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国际民事关系的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私法内含国际法因素的必然性。随着国际民事关系国际性的不断增强,国际私法内含的国际法因素也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同时,国际私法发展史表明,国际私法的发展与其内含的国际法因素的不断增强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这也是国际私法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经济法思想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新合同法),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法,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同时承认和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重大经济合同进行管理,对合同自由进行某些限制的规定,又是经济法的适度干预思想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新合同法整体所体现的维护合同的公平与公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与经济法的目的和任务完全一致,也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思想不谋而合.因此,新合同法反映了当前民法和经济法共同综合调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关系的实际,是一部先进的现代合同法.     

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

多阶与多元法律规范的立法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技术趋同性。公司法中的契约要素集中体现于公司法的私法性质,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贯穿于公司法的始终。但现代国家私法层面的立法并不排斥任何公权力的介入,包括宪法规范力的适度渗透。借助公权力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公司法律规范兼有公法性质的理论基石。因此,公司法结构中的法律责任规范系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的有机统一,而权利受损主体寻求公法上的救济亦是公司法的应有品性之一。     

略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功能组合

法律功能的组合就是将法律观念的应然性要求转化为现实性的实然存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交错性及连带性,需要发挥多种法律部门功能的协同效应.转型期我国出现了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现象,这为经济法与社会法功能的组合提供了直接的动因与契机,两法功能组合的实现路径具体表现在法律功能组合的理念、手段及机制等层面.     

法的自律与自律的法——法律的自我内化机制

法的自律是指法律所固有的主体能以法律为标准要求自己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一种特性,以法律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为观念基础,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自律的一面;自律的法是法的自律的扩展与升华,以法律至上、司法公正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为基础,因而自律的法只能存活于法治社会;从法的自律到自律的法是法律的内化过程,以积极守法为实现方式,以良好的法制环境为实现条件,以社会教化和主体内化为实现途径。     

解读生态法学

近年来,有关生态法学研究的著述和论文不断增多。有学者认为相对于“环境法学”而言,“生态法学”才是一个更为科学和确切的名称,两者不仅在称谓上存在差异,在内容上也有本质的不同。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观点的理由,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有学者从生态法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生命体均是法律主体出发,论证生态法学的独立地位。这种论证由于涉及到整个法律主体理论的重大争议,因此难于被人接受和认同,而且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环境法学”为国际国内沿用已久。因此,没有必要用生态法学来取代环境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