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字的民俗学解读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春"这一常用字,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与农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同时,由于"春"特殊的自然特征,它也成为中国人"性事"与"婚育"的文化象征符号."春"与农事、性事、婚育的关系建构了中国特有的"春"的文化内涵,成为绚烂的中国文化极有韵味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与上海世博会

上海世博会是和平、友谊的文化盛会,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舞台.中国文化在其问大放异彩,上海世博会是中国文化的"嘉年华".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中国文化得以进行全面和各具特色的展示,外国展馆也力求注入"中国元素",中外合璧、相互交融,体现出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与和谐共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在上海世博会成为"亮点"和"看点",既源于对中国文化价值和作用认识的增强,也在于作为东道主的"地利",还由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世博会在对经济、科技重视的同时也同样重视文化,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值得关注的"人文生态".中国文化在上海世博会的鲜亮登场,不应成为"一时之盛"而应成为"永恒之光",我们应该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思考,在总结已有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让传统文化在城市未来发展中成为厚实的根基.     

中产阶层的文化态度

文化态度是对特定文化的评价、好恶与行为倾向。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产阶层既经历着文化的洗礼,实际上也成为了文化转型的主要造势者。他们的文化态度不是单一的,而是充满张力,存在着文化认同与文化困惑的胶着、文化"媚俗"与文化"尚雅"的纠结、扬弃与文化态度的范式重塑等现象。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纠结——一个以霍尔和莫利为中心的研究

英国文化研究原初是一项国内的事业,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议题迅速国际化.霍尔开始高频率地谈论身份、混杂、新族性、英国性、全球化;莫利的话题也从国内的"积极受众"转向了"全球媒介、电子图景、文化疆界"等只有全球化时代才有的课题.于是,也就有了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相遇.由于传统上"文化帝国主义"不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大主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未得到学界认真的梳理.以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家霍尔和莫利为中心,建构"文化帝国主义"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可以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提供某种可能的借鉴.     

中国本土民族志"抵达情景"分析

民族志中描写不同文化持有者初次遭遇情形的"抵达情景",特别能够反映文化间相互试探、互动的微妙所在.由于本土文化内部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足以产生研究者的文化"敏感",中国的本土民族志中也有大量"抵达情景".不过,与西方人类学者的"田野级序"观念不同,中国式的"抵达情景"充满文化传统的印迹,"人情"是其间最重要的概念,它直接影响"进入"的方式和成效,也带来相应的弊端.     

人类学视阈中的“文化”与“文明”综论——兼论全球化场景下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交融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文化与文明既有内在关联,也有许多差异.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仅是文明冲突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是全球化场景下文化发展和文化共生的必由之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自主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可以成为消解文化或"文明"冲突的重要途径.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理论界对此也展开了众多研究和讨论。但综观当前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和关注的还不够。要实现文化自觉就离不开文化传承,同样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文化的自觉。当然,无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传承,最终都离不开文化创新,但文化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却是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田氏一家言》背景分析

诗集《田氏一家言》,为容美土司司主田舜年主持编定的大型诗文丛集,共收录五代九位田姓诗人的作品。《田氏一家言》的结集,是我国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作为一种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本文分析了《田氏一家言》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青花瓷现象”看国人的文化回归与文化认同

"青花瓷"是中国陶瓷的一个典型代表系列,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挚爱,它对全球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近现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频频引发"文明冲突",在此背景下,文化危机、文化回归与文化认同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青花瓷现象"背后的驱动因素正是"文化危机"问题日趋严峻下的国人大反思、大讨论。国人开始"回头看",寻求自身文化的立足点——民族文化,寻找文化自我。     

叙事学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文化研究

伴随着文化研究的浪潮,叙事学也经历了文化研究或"文化叙事学"的历程."文化叙事学"的构想尽管不无合理性,却并没有产生有效的研究成果,仅在叙事学的"文化分析"与"文化与历史叙事学"中得到了回应.这里提出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并就其研究对象、方法、角度以及学科关系等方面做了探讨.它力图摆脱传统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研究,将形式与语境、历史、文化、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方面的要素关联起来,在叙事学的基点上,强调对对象的审美研究和价值判断,既关注对传统优秀中外叙事作品的研究,也充分关注当代各类叙事作品的研究,从而展现叙事学研究的当代性.     

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具有无中心、无权威的文化精神,人们在网络中充分感受到了自由和平等.而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解构"又能够用来解释网络文化的游戏性.在网络中享受快乐、追求刺激、寻求生活中反复无常的人们展现的正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者的心理状态.在这样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下,网络文化也变得越来越高度商品化了.但是网络文化内部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如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以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而且网络文化对青年一代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值得我们关注.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转向--近年来"文化研究转向"问题讨论述评

近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也正发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并成为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对我国"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与趋势、理论界对"文化研究"的不同理解与主张等进行梳理与分析,对我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向,以及当今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所应当坚守的价值立场等问题进行探讨,很有意义.     

谈经济文化与行政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化对经济与政治有效结合的中介作用

经济的特征是"产物-交换",政治的特征是"秩序-管理".自由、平等、公平和福利这些观念,与经济文化有着必然性的联系.自由、民主、公正和互爱这些观念,与行政文化有着必然性的联系.文化的特征是"知识-延续","知识"代表了文化自身的实力.文化又借助"使用知识"这种方式,在经济与政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文化共性把经济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文化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中介作用是自然所赋予的.经济文化与行政文化的互动关系涉及科技、教育、法律、宗教和观念,也涉及自治管理、自由竞争、家族文化以及管理与服务的辩证关系.行政文化与经济文化在互动中碰撞出一条规律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是民主化、法制化.     

文化碰撞与心灵对话——徐志摩“康桥情结”与泰戈尔“人类第三期世界”比较研究

徐志摩的"康桥情结"与泰戈尔的"人类第三期世界"的对话,流自心灵肺腑,跨越文化视野,昭示出他们既有思想旨归和哲学基础的迥然异趣,也有忧患意识和"爱"的人生关怀的思想趋同,既有一定可鉴性,也有明显局限性,这是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文化碰撞,是留给新世纪的文化痕迹与思考.     

"巫""蛊"之语义、职业及其控制——中西有关巫法文化的比较观察

"巫"、"蛊"是一种文化现象,中西都不能例外.但是由于双方所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们发展的过程也有差异,对待巫之行为、职业的管理与控制也不一样.西方"巫"之发展变化始终与宗教有密切联系;而中国古代"巫"的命运则与政治或政权的稳定相关.     

论作为关系范畴的“和谐文化”

"和谐"表现出对立统一关系体系之间的相互协调,"和谐文化"也因而成为一个关系范畴。"以人为本"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核心要求,要实现包括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四个层面的和谐;建设和谐文化的基本途径是促进多元文化的相互协调,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处理好古今、中外、雅俗文化各个环节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阈中的"文化"

社会有机体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也是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为我们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社会有机体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理解"文化"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石,为正确认识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矛盾与文化危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继承与创新、文化民族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线索."广义文化观"将"文化"等同于"社会",模糊了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界限,因而无法正确说明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源及文化变迁的规律,最终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价值、价值中立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叙事

"价值"与"价值中立"在公民文化理论漫长的成长道路中一直是其研究领域中争论的焦点。从古希腊开始,公民文化研究就以倡导公共生活的价值与理想为自己的宗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公民文化的价值与精神理念得到了更多近代学者的偏爱。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当中,公民文化研究被要求"祛除价值",逐渐走向"价值中立",公民文化研究也陷入低谷。当代,随着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价值实现了复归,公民文化研究也逐渐回潮,并且与公民社会、宪政制度、法治精神等紧密结合,使得公民文化理论的价值体系和知识形态逐渐成长,并日益成熟。相对于西方公民文化研究而言,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拓展,而"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融合则是中国公民文化理论成长的理想归宿和发展趋向。     

威廉斯对文化“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修缮

雷蒙德·威廉斯针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界出现的"经济决定论"现象,从理论上对决定、上层建筑、基础等范畴进行了批判并作出新的界定,旨在把文化从"决定论"和"反映论"的束缚中拯救出来。他提出用"中介论"来修缮"反映论",试图消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文化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二元对立的割裂状态,为研究工人阶级大众文化扫清障碍,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向度。威廉斯"拯救文化"的思想对当下具有启迪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理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