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兼及秦汉神学政治

周人不多谈阴阳五行,因为它是殷商的神学政治理论.战国后期,邹衍把阴阳五行表达为五德终始说,秦统一中国后,经吕不韦的推崇,五德终始说成为官方学术.五德终始说是宗教神学与政治伦理化结合的产物,入汉以后,汉帝从中看到了为汉制法的好处.经学思维模式是儒学在新形势下结合阴阳五行说的延展,思维的程式以阴阳五说为前提,以受命改制为中心议题,为汉代帝王寻找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大一统的途径.汉代儒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借助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     

对汉代作家教育情况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两汉作家所受经学教育之程度居于当时经学教育的中等水平,且多"博览"、"不为章句",表现出对于时下学术风气的疏离态度.汉代著名作家对于道家之学也多有浸染,汉代作家往往具有较强的个性,在生活行为方面,颇任性情,不为世俗礼法所拘役,与经学人格相左.道家对于人的欲望满足的合理性认识也为汉赋铺叙物欲对象提供了理论支持.     

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

秦代灭学之后，儒家经典一直以私学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汉初虽然设立了博士官，儒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治世工具被汉代君主们一代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学的演进，催生了经学内部众多的派系，经省们积极要求政治权利和学术利益，最终导致五经博士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变化

经学兴于汉代。经学博士制度是汉代经学存在与发展的产物,经学在汉代的兴衰演变影响着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的变化。它们这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又根源于汉代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的变化,不仅对理解经学的发展有直接意义,而且有助于对汉代社会的认识。但前贤殊少专论,本文仅就一孔之得,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并非单向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相反,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孔子诗教中的诗性意识

孔子诗学是以诗教有核心的,在孔子诗教中体现了诗性意识。汉儒以“经”解诗,诗性之汩落了。     

试论经学对《汉书》文风的影响

《汉书》的典雅古奥、严整醇正、博赡弘丽的文风深受经学的影响。本文通过细致的分析以展示《汉书》与经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鲁学”解

"鲁学"的产生与鲁地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就其字面意义言,"鲁学"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鲁地。其核心内容虽然是儒学,但同样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其中还包涵着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秦汉之际,"鲁学"与"齐学"在经学内涵方面殊途同归,而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两地学问逐渐分化,"鲁学"开始从单一经学向文学方面演变,孔融是汉魏文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

两汉的孟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孟子》被置为传记博士的时期。二是在昭帝主持的盐铁会议时期,孟学得以复起。三是在东汉时期,先有王充撰写《刺孟》、后有诸儒为《孟子》作注。两汉治孟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人道思想和理性政治精神,从而对打破经学独尊和促进儒、道两家思想的整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