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

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进奏院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事件,《宋史》认为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君子""小人"之争;当事人苏舜钦对"进奏院狱"的追述在不同时期不完全一致,但更倾向于人际关系之争;庆历之际士人对"进奏院狱"评价不尽相同,但是以"朋党"思维解释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主流。"进奏院狱"在传播过程有被过度政治化阐释的倾向,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也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误区。     

宋明理学在赣南的创立与弘扬

北宋庆历年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探究儒学精奥,始创理学;程颢和程颐随父调迁,拜周敦颐为师,从此专心理学.宋理宗赐匾"道源书院",确认赣南是"理学之源".其后,杨时、朱熹、张九成、陈献章、王阳明、罗洪先等许多理学名家都来到赣南寻根探源,并在这里探究理学精义,传授圣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明上河图》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与创新的趋势,其中争论较大的包括对"清明"内涵的不同解释.对该图所绘为"汴京风物说"的否定与反否定以及"解"字含义的争论;建构"清明上河学"新学术思想的提出,提升了研究的学术品位;对该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风貌、地理位置、建筑特色和汴河航运以及绘画艺术、医药店铺、广告传播、民风民俗、市井家具、建筑特色、社会生活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其研究过程中既有共识也有争论,在共识中的某些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一些学术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与该图相互补充并具有争鸣特色的学术文化传播现象.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庆历士人的文学不朽观

北宋庆历士人对人生如何不朽、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最终都将化为泥土和灰烬,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庆历士人充分肯定文学创作在人生不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不朽的根本在于道义,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辞采和独创性。这样的文学不朽观不仅奠定北宋古文复兴的基础,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诗人刘潜卒年考

刘潜之卒年,崔海正《北宋"东州逸党"考论》(《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谓其卒在庆历元年(1041)之前.据本传,刘潜"以进士起家,为淄州军事推官.尝知蓬莱县,代还,过郓州,方与曼卿饮,闻母暴疾,亟归.母死,潜一恸遂绝".则刘潜卒在石延年之前.石延年之卒,在康定二年十一月(欧阳修《石曼卿墓志》),康定二年二月改元庆历,谓刘潜卒于庆历元年前,是.然《考论》之说,过于笼统,刘之卒年,实可坐实.按,刘潜与张方平有交往.《乐全集》卷二有《哭刘潜》诗一首,诗末有小注云:"君没二年,西陲聚师,朝廷校用才士,而碌碌竞进矣!"若考得"西陲聚师"所指何事,潜之卒年即可得.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宋代田园诗的演进与分期

田园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门类,宋代是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宋代田园诗的演进经历了承袭、自立、突变、繁盛、深化五个时期:从北宋前期一味地步趋晋唐,到北宋中后期开始形成独特面目;从南宋初期因战争因素的介入而发生突变,到南宋中期由于大家、名家的出现而空前繁荣,再到南宋后期继续深化。在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宋代田园诗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薄走向丰厚,形成煌煌大观,为中国古代田园诗史绘上了绚丽一页。     

论《醉翁亭记》的创作渊源

欧阳修创作于庆历年阃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篇典范作品，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人们欣赏和研究的热情。在宋元文人看来，《醉翁亭记》吸收了古代经典作品的创作经验，也受到中唐韩愈散文创作的影响，这两方面的认同也为《醉翁亭记》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自宋初到欧阳修的时代，散文作家们逐渐语助词在文章中的审美作用，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产生《醉翁亭记》的现实文学土壤。正是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欧阳修创作了这篇千古美文，并借此将北宋散文革新运动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北宋笔记特点及地位论略

自南宋起对北宋笔记的评价就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后世研究中北宋笔记也远不如当时的话本、史传等文体引人注目。这是因当时笔记评价标准往往与史学、小说相牵混所致。通过对北宋笔记与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笔记的比较。可以发现北宋笔记是笔记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主旨、内容、艺术表现、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其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南宋以至后世笔记创作的主要模式，对后世笔记影响深远。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     

北宋新学的兴衰及其理论价值

王安石创立的新学学派。在两宋学术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曾占据正统地位长达六十余年。然而，新学在两宋的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几经沉浮，终于在南宋时期的学术消长中为理学所取代。尽管如此，王氏新学本身却具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试论北宋新儒学的重要特征

北宋新儒学与汉唐儒学不同,着重阐发经典义理,倡导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与后来比较定型化了的理学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现从学术取向的多样性,经世义理之学占主导地位来论述北宋新儒学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