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笔谈[专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技术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尽管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已有了一些扎实的成绩,但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研究相对于我们应该对其所达到的目标,都还有不少难尽人意之处,显得有些薄弱.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际,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史料又不断披露以后,为了进一步认识“文革”文学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有更深的研讨,本刊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本期开办专栏,笔谈“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     

身体话语与“文革”书写——《芙蓉镇》的文化政治学探析

本文以我国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芙蓉镇》为研究个案，以身体话语为切入点，从身体表征、性的话语、身体的抗争与僭越等层面探析文本的文化政治学意涵。本文将身体话语作为解析社会深层权力机制、厘清政治文化图景的镜语，试图在身体话语、权力以及文化政治三者的意义互动中构建对“文革”的历史书写新的阐释空间，从而揭示铭刻在身体之上复杂的权力关系，并由此展开对“文革”悲剧多维度的批判与反思.     

论“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

《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作品的出现和发表,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一整套创作理论规范,它们互为参证、互为支持、互为依存,共同标志着“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文革文学”有着自己的存在历史,它与文革政治运动的存在时间不具有同一性.     

“文革”文学中的女性叙事

“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是女英雄(女铁人),①她们在行为模式上几乎与“文革”时期文学中的男性正面人物等齐划一.以此来论,似乎“文革”时期并没有真实表现女性世界的文本.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不过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及特定时期的极型.真正能“浮出历史地表”②的女性写作需要长久的时间去等待.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迫性渗透及女性为获得男性权威的社会指认所作的投降实质上仍然是现实,也仍然是女性文学无法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文本是“把历史事件按照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起来的作法”③,是以一种视点而不是另一种视点对历史事件的抽样选择,之后加以编排的叙事形式.因此,在既定的文本与历史真相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以“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来论,文本典型得以产生不能不说是对现实中的女性有所抽绎和变异.当然,现实中女性的真实面貌因“历史已逝去不返”,我们所能作的只是从多种材料出发去尽量恢复和了解那种精神性的历史语境.     

新时期文学中道家话语的发生机制及言说途径

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潜在写作”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在新时期文学道家话语发生的过程中,文革时代的精神状况起到了反向的催生作用,道家文化传统则起到了正向的催生作用,它们与当时国人对政治运动产生的疲倦、迷茫、冷漠心理和反思行为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道家话语的发生机制。在对文革潜在写作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作品与道家思想精神确实具有某种相同或相通之处,它们正是道家话语发生的言说途径和具体表现。     

“1997:中国与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９９７：中国与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凤亮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对于包括香港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也形成深远影响。香港文学的历史、现状、特色和“一国两制”下的发展前景、香港回...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     

乡土的浩劫与文学的迷失--"文革"时期乡土小说论

“文革”时期的乡土小说是在“讲话”影响下和“纪要”制约下迷失了自我的历史存在 ,是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它在内容上可分为反映合作化历史进程和表现“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现实两大类 ,在思想上显示出过分突出政治的极左倾向 ,在艺术上存在着粉饰现实、模式单一、公式化等缺陷。通过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具体个案分析 ,来揭示它的荒谬性 ,并探讨其历史及时代成因 ,应是解构“文革”神话的有效方式之一。     

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一词含义的演变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历史变迁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引进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上是对“语言论转向”的一种反拨。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带来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影响,但是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研究。     

论“法轮功“邪教的本质及其产生原因

本文从宗教与“法轮功”邪教的区别及“法轮功”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政治原因分析了“法轮功”邪教的本质。     

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的内在联系与历史地位

作为文革前期与后期重要的文学现象,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抒情模式,两者都是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政治语境和文化根源上看,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天安门诗歌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寻常组成部分,它不能承担揭开新时期文学序幕的历史任务。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另类的"红色经典"——"文革小说"再评价

"文革小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与文学生产的"一体化"和"制度化"有密切关系.意识形态色彩比较突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不高,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文革"结束后,鲜有人提及,甚至被"集体遗忘".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不能一概否定它,不要政治定性,要用理性的态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分析不同类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它对文学现实的借鉴意义.     

简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其根源

中西民族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过程的差别,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军队组织方式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是伦理政治文化与法政治文化的差异;无神政治文化与宗教政治文化的差异;集权政治文化与分权政治文化的差异.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观照

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反映了中美两国文化相互碰撞、吸收和交融的历史 ,折射出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对中美文化所持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两代人围绕着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的得与失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冲突。透过华裔文学 ,我们还可以看出变化的文化语境对改革开放之后赴美的新移民对“文革”题材创作与作品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 ,追寻历代在美华人为维护和弘扬中国文化而进行斗争的历程。     

对“单向度文学”的思考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无文学的十年.对此看法,我不敢苟同.我一贯认为,“文革”十年是存在文学的,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主流文学是单向度的文学(即政治性文学),同时,在从事真正文学的人和追求真、善、美的,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接受者的心灵世界中,仍然流淌着清澈的文学泉水,最终,它必将滋润那些从迷狂的政治恶梦中醒来的人们的干渴的喉咙.“文革”十年存在文学.那么,什么是文学呢?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对其所拥有的原始材料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握后,创造出来的艺术品.通常来说,文学有三种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但是,有的文学根据其功利目的不同而突出某一种或两种功能,其他功能弱化,如,政治性文学,仅强调其政治功能(即教育功能).那么,“文革”期间的文学,从其数量和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主导地位的单向度的文学;另一部分,数量较少,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较小的真正文学(即其具备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造成单向度文学的主要原因是文学异化,所说的文学异化,指文学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炮制的文艺谬论的左右,从而使文学由其三维度功能(即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走向单向度的政治宣传、教育功能.于是,文学界呈现出主流     

从语言角度去研究“文革”文学

对于那个疯狂的、丧失理性和良知的年代,我们的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一个过来人难以抹去惨痛的记忆.在那个年代里,社会因黑白是非的颠倒而失去正常前进的秩序.不能说没有“文学”.但作为地表的、主导地位的,则是充斥着“假、大、空”的欺骗和谎言.那些谎言又往往穿上“真实”而实则是愚忠的外衣.回望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剖析“文革”文学的历史借鉴,宜从多层面、多视角去研究、去重读,如社会生活角度、意识形态角度、人文角度、病态的人物形象及性格心理角度……等等.这里,我愿意提出,是否还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文革”生活与“文革”文学?这是因为,语言毕竟是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人们总是依据其语言形式去接受世界和把握世界,语言成为人们感知、体认、理解主客体的实在方式.还因为,语言不仅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表达的必要工具,它本身就是思维的一部分,故也是人的一部分.语言与人之间的不可分离性,语言作为人的活动的客观实践性,决定了我们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样式表达着相应的意义和特定的文化形态.“文革”作为特定的、负面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日常语言、传媒语言以至文学语言上,其质态值得玩味.我们不妨举几个例证.1968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报道某地一个86户的山村,如何经过“文革”     

"现代性"、"现代性体验"与"文革文学"

本文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引入“现代性”视域,重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不仅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20世纪文学”整体观,并突破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文革文学”的基本特质。     

“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编辑先生：您好！近日拜读贵刊1998年第3期刊载的张是超先生的《周杨‘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和刘成友先生的《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二文，倍感兴奋、激动．据我看来，这是贵刊设置“文革”文学专栏以来不可多得的佳作，可称得上是重量级拳头论文，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文革’10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文学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研究‘文革”文学对于深人把握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国人的扭曲的灵魂与贫困、病态的精神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