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土地发展权的反思与构建

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中所包含的对土地进行不同形式使用以追求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国家不应完全排斥集体组织对集体土地的发展权,这侵犯了集体组织的权利。集体组织在行使土地发展权之时应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应将农用土地发展权以区域规划限制的方式收归国有,并对集体组织放弃土地发展权加以补偿;同时将集体建设性用地发展权完全赋予集体组织。只有承认集体土地发展权才能平衡经济发展用地需要中社会和所有权的利益,才能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真正的法律权利。     

论土地发展权及其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创新

土地发展权是一项重要的物权,对此国外已有较成熟的实践。考虑到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应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创设独立的可转让的土地发展权,通过将土地发展权制度引入征地实践来保障农民的土地产权和保证国家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并整合整个制度环境,提升土地征收制度的绩效。     

论土地权利发展的三大轨迹及其启示

土地权利制度是土地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科学健全的土地权利制度应当从国情出发,遵循土地权利发展的一般规律,满足土地利用的现实需要.从人类土地权利形态的发展历史脉络来看,土地权利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轨迹,即土地权利由绝对走向相对,由平面走向立体,由静态走向动态.我国现行土地权利制度主要反映土地利用的平面权利和静态权利,未能充分体现土地利用的立体权利和动态权利.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建设的重心应当是立体土地权利和动态土地权利的制度建设,即在空间权制度和土地发展权制度两个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土地发展权、农地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

土地发展权是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农地征用补偿除了支付农地所有者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价格之外,还应该对土地发展权给予补偿。此外,由于当前我国农地对于农民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这决定了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必须有更宽广的边界。     

土地发展权制度确立的政策过程问题分析

土地发展权制度在我国亟待确立,运用“三源流”政策决策理论模型分析土地发展权制度确立的政策过程,发现中央集权决策体制环境下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存在悖逆集权决策效率的问题,造成这种政策过程问题既有政治源流方面存在无法形成政策联盟共识的原因,也有政策源流方面未能提供具有价值可接受性和任务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的原因,两者的匮乏导致无法启动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政策议程.必须通过增强政治参与人确立土地发展权的政策联盟共识,提高政策网络结构一体化程度,形成能平衡土地发展权政策网络结构中相关人利益的政策备选方案才能最终启动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政策议程.     

中国土地发展权论纲

本文以构建中国土地发展权制度为中心,从阐述国外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模式及经验切入,论述中国配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土地发展权的法律性质;勾勒出中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基本构架: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之权的土地发展权归国有,包括农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之权和未利用土地变更为农用地或建设用地之权;土地使用性质不变,但对原有土地增加投入而形成的发展权,归土地使用权人所有,包括农用地性质不变,承包人增加对农用地的投入而形成的发展权和在建设用地上进行建设而形成的发展权。     

土地征用的过度激励

政府征地制度是土地改革的关键环节,城市的无界扩张和土地的粗放利用,农地非农化的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民的"三无"问题都与此相关.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具有目标的多重性,如政绩需要、财政收入、城市地位等级等,在政府拥有土地垄断购买权和土地发展权缺失的制度下,土地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工具,并导致土地征用的过度激励.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开发有效限制的政策性工具.设置土地发展权,不仅能够增加土地征用的成本约束,而且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对失地农民给予公平补偿.     

土地发展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土地发展权是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一项独立物权,设立这一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利用的效率以及土地利用中收益分配的均衡化。本文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其权属归属、交易行为等进行效率分析,并指出政府对之应加强宏观调控以使个体目标和国家目标趋向一致。     

土地发展权损失补偿的制度分析及对策

财产权利若想证明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必须正视公权力对其所施加的约束与限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的权利要求与我国土地开发垄断制度设计,客观上使土地开发补偿制度应具有双重功能,既能填补受补偿人所受损失,亦能使受补偿人公平参与土地开发收益的分配.我国土地开发补偿制度功能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人土地发展权的缺位,故应分别从农地、市地两种开发补偿项目中增加土地发展权损失补偿,以实现以开发补偿制度矫正土地开发收益分配失衡的目的.     

生存权与发展权视野下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研究

近年来,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生存权被视为需要争取的首要人权.直到今天,土地依旧是广大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寄托.然而,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直接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我们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限制建设用地的规模,严格规范土地征用的程序,建立起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生活得以为继的保障性机制等,来强化土地征用领域对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护.     

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及其证券化融资

城市土堆收购储备制度是我国城市用地制度的一大创新。现行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在融资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实行土地证券化是顺利推进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一种最佳选择。但是应当注意在我国城市土地收购储备证券化融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因素制约。     

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及其证券化融资

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是我国城市用地制度的一大创新。现行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在融资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 ,实行土地证券化是顺利推进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一种最佳选择。但是应当注意在我国城市土地收购储备证券化融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因素制约     

开放土地金融 搞活土地资本经营

土地金融制度是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一项基本制度。本文分析金融业的特点,指出发展土地金融业的必要条件,阐明了中国发展土地金融业必要性、可能性及发展前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围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目标需要,提出了中国土地金融制度创新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和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是在农村农业经营用地流转的基础上的又一次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在土地要素跨城乡进行配置的过程中,把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内部矛盾从更深的层次上展现出来.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中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将推进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土地产权、土地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产权权能不足的弊端开始显露出来,从而抑制了农村金融发展,导致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双重贫困.在土地所有权改革存在意识形态刚性束缚的情况下,大力提高土地使用权权能,可以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缓解农村金融贫乏.含有土地抵押信贷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告诉我们,土地使用权权能的增强,可以通过土地金融机制带来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当前我国农村可以选择的土地金融模式按照金融化程度依次包括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融资租赁和土地证券化.在土地使用权权能提高后,这些土地金融模式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意味着土地私有化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否意味着土地的私有化呢?这是一个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性质为用益物权,不是土地私有化性质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转移的是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部分权能,而不转移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目的是在农村土地用益物权制度下土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而不是实现土地私有化性质的土地(所有权)兼并型规模经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和允许多种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将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权性质得益彰显,但不体现土地私有化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满足"三个不得"的条件.     

土地价值论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经济土地”,既存在作为自然资源的无价值部分,又存在经过人类劳动开发加工的有价值部分,是二者结合为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是土地价值的二元论。土地价值的二元论决定了土地价格的二元论。经济土地的理论价格具有二重性。经济土地属于开发的原生土地,无价值的一部分是地租的资本化,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属于已开发、投入土地资本,有人类社会劳动凝结于其中成为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属于土地资本折旧和利息的部分,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经济土地的现实价格还要受到供求关系变化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围绕着土地的理论价格而上下波动。     

土地流转、边际效益与农地制度的重新安排

通过对土地流转依据的分析,得出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投入下,其他行业的产出效益大干土地上的产出效益,土地流转就会自发的进行,并直到两者边际效益相等才会停止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提出了构建多级、多层次的农地制度,即"国家或集体农地+个人得以生存提供保障的土地"并存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实施,需要解决好个人生活保障所需最低限度的土地面积核算、土地的收归以及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等问题.     

土地征用听证会在化解农村征地矛盾中的意义

推行土地征用听证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目的是从源头上把好征地关.听证程序应公开、规范,并切实保障听证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