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实性”与“解释性”: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

西方知识观自古希腊起便追求永恒不变的理性知识，历史学作为感性观察的记录一直被边缘化。西方史学始终是认知本位的，历史知识合法性是其理论反思的中心问题，基于理性知识系统的解释化倾向是其主流。中国传统史学则源自对先王先贤的记言记事，具备天然的至高的合法性，这使其被高度伦理化，最大特点是以记实性为根基。尽管西方自兰克史学之后也开始更为重视史学的记实性，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记实性相比，两者仍具备一些系统且根本的差异。中西文化传统不仅对“实”的理解彼此迥异，对“记”的态度在史学中也完全不同，两者的史学实证观和求真观也有明显区别。对于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记实性传统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史学传统的记实精神，本身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知识观念，其真正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关于真实生存着的人本身的实证知识的典范，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的新实证知识的典范。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帝辛十祀征夷方甲骨复原及其意义

帝辛十祀征夷方卜辞数量多,内在联系性强,据此可以编制帝辛十祀征夷方日程表。由于利用董作宾先生首创的甲骨复原法,对帝辛十祀征夷方的材料重新搜集整理,因而获得征夷方卜辞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本文结合帝辛十祀征夷方甲骨复原的实例,阐述甲骨复原法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     

中国叙事传统溯源--占卜与商周时代的卜辞、卦爻辞

当人类拥有了语言,人类就开始了口头叙事;当文字出现后、发展到一定时期,人类就有了早期的文本叙事。这里所谓的“叙事”即“有秩序的记述”。中国文字最早的“有秩序的记述”应该算是与占卜有关的殷商甲骨卜辞和周代《易经》中的卦爻辞。本文论述了卜辞、卦爻辞产生的背景:原始思维与占卜活动;卜辞、卦爻辞中具有的叙事因素;卜辞、卦爻辞体系的形成对后代叙事在整体性、隐喻性、趋利避害的指导性三方面产生的影响。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学评论散议

虽然不乏有史学评论的传统,但在今天中国史学界史学评论仍然是一个涉足人数不多的领域,需要进一步发展。新世纪,史学评论将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评论应成为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对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予以评判、考量。史学批评是史学评论重要功能之一。史学批评不仅对史学研究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史学评论、史学批评水平高下反映着史学存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促使史学研究者真正建立史学意识。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传入日本的西方实证史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传入和影响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经过“日化”后再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史学, 已经留有日本的痕迹。但是,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 这些“实证史学”思想, 反而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名制的产生与商王尊号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干支纪时的叙事结构。卜辞中普遍出现的干支记日说明商人对干支的重视。其中天干的地位更重要,不仅可以记时,而且成为商代帝王的名号。日名制的形成并非由商王的生卒日期决定,而是商王后代根据其在位时的表现与政绩,结合天干本义的自然属性,给予的评价,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已经具有了谥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