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制度的衰败,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乡约制度在明代许多地方得到实施,乡约本为以道德自律为目的的民间的自发组织,但到明后期,基层政府大力在地方推行乡约制度,并利用乡约来进行地方治理,其利弊得失在史料中描述甚少,而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此有详细记录,如乡村社会的治安、民间纠纷的调解等.     

乾隆前期湖南的职役与地方社会治理

乾隆前期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社会职役在落实民生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受到官府重视.保甲的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如何把握地方社会职役的权限,成为官府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有的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事诉讼,违反保甲条例,官府及时纠正.有的官员具有"隐私"观念,值得关注.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在缉盗、治理私宰方面发挥作用,在治理溺婴、卖休以及自杀轻生方面也引人注目.湖南官府借助保甲等职役的地方社会治理,是清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实践,湖南民众的 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明代中期福建沿海地域保甲制度的演变

明代中期(嘉靖、隆庆与万历时期)是保甲法在各地大范围推行,机制日益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就福建而言,由于倭乱肆虐,保甲法实施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由局部实施发展为全省推行,而沿海地域备受重视。这一时期的保甲制大都形成独立的实施体系,细则亦日趋复杂完备,保甲与乡约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形成约保一体。在保甲制的具体施行方式上,地方官员可以对上级相关规定加以细化、变通和深化。同时,保甲法带有较强的应时性与反复性,具有实效短、实施不稳定、规程多变的特征,影响实施效果。     

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安福县人数众多的草根阳明学者,虽无科举功名,却是阳明学在地方社会传播的主力。他们由讲学、研磨心性而扩展至教化乡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进而协助官府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作为阳明学者的乡绅自我认同的角色是“乡人之心”,他们的讲学和化乡活动是以“万物一体”的济世理想和责任作为精神动力,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起到长久的、潜移默运式的“风教”影响。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明代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及其灾后的应对

明代徐州段运河黄运交汇,黄河水患在给徐州地方社会造成巨大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严重威胁了南北清运的安全畅通.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为此采取了修筑堤防、开挖新河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灾害发生后,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更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力求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兼顾徐州地方民生.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从《李氏山林置产簿》看明清徽州山林经营

一 《李氏山林置产簿》考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有一部明代徽州山林置产簿残本,尚存有178号山场的置买、租佃、砍伐、贩运等事的记录。其上自宣德9年,下至嘉靖43年,前后达130年,是笔者所见到的反映徽州山林经营状况较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之一。 该簿封面、序言等均缺失,但正文中有“十西都”、“十东都”或“西都”、“东都”等地名。据府志记载,明初将祁门县原有十都,划分为十东都和十西都。因明代徽州六县,仅祁门县有东、西都之分,故由此推断,簿载山场有些是坐落在祁门县归化乡十东都和十西都,或     

明代后期潮州士绅与地方救灾——以林熙春为例

明代后期,潮州社会动荡不安、灾荒流行,使得潮州社会处于重建的转型时期。出生于嘉靖朝,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任职的四朝元老林熙春作为明代潮州后期著名的官员和士绅,在辞官返乡居住期间关心民瘼,不遗余力地参与地方公益建设,努力按自己的意志参与经营地方事务。他尤其在救济灾害方面身体力行,不仅用文字记载了历次灾荒,而且还极力为民请命。林熙春在地方事务中所体现出的实际行动,不仅有利于地方安定发展,也在教化百姓、引导良好社会风气及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今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北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礼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略述祠堂

祠堂建筑始于明代中期嘉靖之前，官宦之家只设有家庙，直至夏言上奏朝廷，才建有祠堂。祠堂被称为“徽州三绝(即民居、祠堂、牌坊)”之一。祠堂在徽州古建筑中，无论从建筑设计、工艺美术、雕刻装饰等都是高档次的，它在徽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反映。为中外诸方面尤为建筑界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和赞誉。从祠堂建筑的规模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姓氏宗族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家族繁衍及盛衰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论唐胄的边疆情怀与治边功绩

唐胄是明代弘治、嘉靖之际的名臣。在其17年的宦海生涯中,先后在广西、云南等边疆地区任职。在任期间,注意体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为安定边疆民族地区,反对滥用武力,注意抚谕,大力推行教化教育,兴办学校,对南方边疆的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滞后地区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困境与对策

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可持续性问题,是近年地方财政预算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遇到的新课题.经济滞后、发展缓慢地区参与式预算改革试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深入推进的难度较大.究其原因,地方经济贫困、财源拮据、可用于参与式预算试验的新增财力不足;"乡财县管"体制与公众参与的预算改革发生冲突;信息化建设滞后,预算信息链条拉长,以及预算信息质量不高.因此,应当积极推广适应经济滞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以推进公民参与预算管理和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发展地方经济,壮大地方财源,用增量财力推进参与式预算改革;理顺基层政府间关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实施"扩权强乡""乡财乡管"体制;普及财政预算知识,倡导民主治理理念,培育公民文化,夯实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完善预算公开机制,为公众参与打造开放有效的预算信息平台.     

论明代徽州的文学复古思潮

伴随着徽商的崛起和七子派文学思想的传入,长期闭塞保守的徽州区域于嘉靖、万历、崇祯朝掀起三次文学复古浪潮。它们虽是席卷全国、浩荡持久的前后七子派和复社、几社文学复古运动的余响和尾声,徽州文人却能借势发力,在修正完善复古理论、扩大复古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迎来本土文学的盛世。由于主将汪道昆离世和政局恶化,盛行百年的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于万历后期逐渐衰微,骨干成员思想转向呈多元化态势。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衰消长鲜明地折射出时代文艺思潮的演变与转向轨迹,在区域文化史和明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试论明代地方学校的类型及功能

地方学校自唐代创立以来,到了明代已发展得十分完备。明代的地方学校种类繁多,有府、州、县儒学,有社学,有义学、乡学,有书院等。明代地方学校的广泛设立为明中央政府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巩固中央政权、教化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城乡“第三极”与县域城镇化风险应对——基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的视野

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其发展受到产业形态、农民收入水平以及进城成本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近年来,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推动了县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然而,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市缺乏工业化基础,县城消费较多地依赖外部资源输入,发展后劲有限。大规模县域城镇化极大地改变了县域人口布局、社会生活方式、人的思想观念、社会阶层结构等,给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挑战。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需结合工业化、产业升级、农村政策、土地制度、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通盘考虑。     

宋代地方治安巡逻制度探析

宋代在地方巡逻制度上多有改革,设置了县尉、巡检作为地方专职治安官员,配置不同的武装力量,分区负责治安巡逻,有效遏止了社会犯罪。巡逻制度的革新使宋代巡尉成为中国警察专职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也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治安史的重要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