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长三角25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城市群与产业集聚在本质上都属于集聚经济,在空间发展上两者具有高度的耦合性.本文在理论上拓展了Fujita&Thisse模型,得出了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呈非线性关系的结论性命题；在实证分析上,选择了长三角25个设区市1998-2010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GMM回归,检验了上述命题,并得出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表现为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的结论.这一结论对我国城市群内的产业集聚区规划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产业集聚具有正、负外部性,政府对城市群内集聚区的规划应合理把握集聚的度,应加强集聚区间分工和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集聚增加带来的负外部性.     

行政等级偏向、集聚结构转变与城市规模分布

如何通过优化城市规模分布来促进空间结构优化、提升空间配置效率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城市群"中心-外围"框架下,考察城市群集聚结构转变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规模差异的影响以及不同城市群中这一效应的差异性,理论分析发现:城市群集聚结构演变缩小了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人口规模差异,但不同城市群中这一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使用2003-2014年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其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集聚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城市规模分布的主要原因,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结构是促进城市规模合理分布的重要途径,越是包含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城市群,这一效果越是显著。在优化城市规模分布过程中,应避免户籍政策导向与投资、公共资源布局政策导向的背离。     

政府合作推动下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长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市群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一体化区域扩容呈现加速态势，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评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科学问题。为此，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0—2017年城市尺度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政府合作推动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分析一体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具有较强稳健性。多角度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城市规模越大，促进效应越大，融入一体化时间越长，促进效应越强，不同批次之间效应的下降态势，以及区域之间浙江>安徽>江苏的效应差异。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能力提升是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但空间溢出效应“距离衰减”、产业关联“核心—边缘”格局是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这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助力城市群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同时发生的。本文打破既有计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将空间权重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邻近省级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Morans I指数检验显示已形成了4种不同的空间集聚模式；老年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意涵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当前应立即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政策。     

城市群体系的规模分布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从特征事实、定量测度与经济增长效应三个维度研究中国城市群体系的规模分布结构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论。中国存在一个城市群体系为中间环节的城市体系，城市群体系人口规模分布向着齐普夫法则分布收敛，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总体上也接近齐布夫法则分布，并向其收敛，但存在过于均衡或过于非均衡的形态。中国城市群体系结构的齐普夫幂律值与其对应的人均GDP增长率之间为倒U形关系，优化中国城市群体系可以释放城市化的巨大潜力，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此外，利用齐普夫幂律值可以研究和发现城市群体系（包括城市群之间以及每个城市群内部）的失衡程度与优化潜力。上述发现对中国城市群的未来规划和发展带来重要启示。通过顺应城市群发展规律的政府作为既可以优化、培育合理的城市体系，也可以促进区域和全国经济的增长及其充分均衡的发展。     

城市群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以长三角为例

基于长三角25个城市2001—2010年面板数据,本文对城市群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服务业集聚区位熵值大多在1.5以上,产业相对聚集且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区位熵值总体呈下降趋势;服务业集聚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应的弹性系数为-0.395,负效应影响明显,表明由集聚带来的该地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出现逆转,作为一种"经济信号"值得关注;模型控制变量,如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规模、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等均与经济增长均呈正相关。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集聚多样化协调、集聚协同产业的发展以及集聚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建设。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城镇协同发展:基于典型城市群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城市发展,促进制造产业空间转移,优化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针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及人口变动数据,计算了城市群目标产业的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并以Shift-Share分析法计算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各指标对城市人口净流入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人口从上级城市向下级城市流动,具有明显的协同扩散效应,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协调发展。然而,另一方面随机效应不明显,当前存在着一些城市空间扭曲性政策,这些政策可能阻碍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城镇协调发展的相关机制,因此在实践中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消除这些扭曲性政策。     

都市圈框架下的四川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研究

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是优化四川经济空间结构的必然选择。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有利于加速城市规模的扩张，增强城市问的空间聚合度，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充分发挥城市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的优势，有利于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专业协作，使区域的整体功能得到很好发挥，更能推动四川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产业群的形成。     

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人口分布效应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中国迁移人口不断向城市群迁移，如何优化城市群人口分布成为每个城市群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选择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人口分布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群人口分布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呈中心化态势，相较于其他城市群而言，这一特征在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城市生产率增加效应在不同城市间具有异质性，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均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中获益，但中心城市的获益程度更高，从而导致城市群人口分布的中心化态势。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强化城市群人口分布呈现的中心化态势；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高技能劳动力在分布上也呈中心化态势。在迁移人口不断向城市群迁移的背景下，研究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角度为优化城市群人口分布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可为城市群发展规划在优化人口分布方面的顶层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下的空间深化与空间广化机理剖析

作为事物刻画的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在经济学领域却命运迥异。较之于时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随着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来临，时空压缩扑面而来，空间的重要性目益凸显。新经济地理学在吸收德国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家马丁（Martin．R）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主题：空间深化机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广化机制（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     

城市群聚集效应的约束条件与破解路径——品牌经济视角的思考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2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会快速提升。与工业化中期不同的是,未来的城市化将采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整体推进方式,这导致大规模人口进入城市,还会促使中国走上一条"紧凑的、集约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在探讨城市群发展时,就一定会触及到城市群集聚效应如何更好发挥的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以城市群集聚效应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焦和剖析集聚效应的约束条件,指出发展品牌经济是破解约束条件的重要路径,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可持续消费的政策机制:历史和社会学的分析维度

"可持续消费"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话语和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关注和理解这一新兴研究来增强国际对话,并朝着"可持续"和"绿色"消费的目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可持续消费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机制。政策作用机制在文中指两方面:从政策设计的维度,政府推行可持续消费政策的"动力"何在?从政策实施的维度,经济、环境和福利等方面的"效果"如何?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可持续消费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一定程度上评估现有的政策,从而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将梳理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政策的发展历史,主要分为"概念建构"和"战略部署"两个层次,战略部署又经历了从生产到消费、从倡导到示范的变迁。其次,使用实证数据和文献研究,探讨政府推行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的动力,生产方面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制度方面提供了具有合法性的改革机会,消费方面有助于塑造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最后以新能源汽车为案例,评估相关可持续消费政策,并提出"消费者福利"的政策视角及一些政策建议。     

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人口聚集政策支持探讨——以江西吉安市为例

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聚集能力的提升、协调中心城市与区域内外其他单元间的人口聚集与流动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针对吉安市城市化发展的自身特性和需求，“政府主导”下人口聚集的政策支持，是吉安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所在。政府在政策制订中应从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中心城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城区辐射力、改善政策环境、促进人口集聚入手，加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使吉安市成为赣中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集聚与增长:来自中国各省自治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共同发生的和相互作用的.本文利用中国的数据探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从全国层面看,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在地区层面上,本文检验了经济活动空间集中时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的影响,结果表明:本文考察的初始时期1980年的城镇化率,与各地区1980-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及各地区2007年的人均上车子之间呈现负方向变动关系.但城市首位度的作用没有统计意义.对25个地区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是:城市化率与人均生产总值问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城市首位度与人均生产总值间则呈现的是负向关系;城市化率与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率间则呈现的是负向关系.     

长三角专利数量增长的动因及经济效应

使用中国最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专利数量和经济增长数据,构建半参数全局向量自回归(SGVAR)模型,实证研究存在空间关联时地区专利数量增长的动因和专利数量增长是否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专利数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已有专利累积效应和国内学术研究成果的快速增长,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地方政府的资助政策扭曲了理论角度提出的专利数量增长成因。地方政府主要针对发明专利的资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明专利的经济效应,但长三角地区专利数量增长仍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创新战略导致的"泡沫"对专利经济效应的抑制程度是有限的。.     

基于城市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作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城市流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小和相对经济地位的高低。基于城市流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群内34个城市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发育初步阶段,整体城市流强度不强,经济实力较弱;武汉居于群内城市等级体系的最高层次,长沙,合肥,南昌为区域内次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的城市流规模较小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研究提出需要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强化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城市综合体开发的经济集聚效应分析与启示

城市综合体目前已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主流模式。文章在分析城市综合体的功能聚合、产业聚合和文化生态聚合三大特征后,从城市综合体开发能够促进土地集约利用、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三个角度,重点对城市综合体开发的经济集聚效应进行分析阐述;最后提出在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过程中,各地区政府要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提高经济集聚的向心力,发挥经济集聚效应。     

政府政策与区域经济差距的新经济地理学思考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与政府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发展政策中,不同的政策都会影响要素在区际间流动的方向,也会形成经济分散与集聚的力量.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无一不强调集聚与分散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历史发展和地区实践看,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分散与集聚的力量,进而带来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巨大的影响.要缩小区域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必须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手段进行干预以缓解仅仅由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     

市场秩序扩展、产业高端攀升与长三角都市圈的成长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产业集聚、市场扩展和开放型经济成长都要求构建新的经济空间组织模式,这是都市圈发展的内在动力.对长三角而言,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政府作用是推动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力量.市场化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深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企业和产业向城市的集聚,国际化使得长三角逐步纳入全球生产体系,政府的制度创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竞争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