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流动的健康不平等结果——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视角

本研究以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已有实证研究内容的梳理和对比,发现健康不平等是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社会后果,并且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是整体性的,是存在于包括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在内的农村流动家庭全部成员身上的.通过对造成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的因果链条进行由近及远的分析,发现“农民工”身上的劳动力半商品化过程是因果链条上的远端解释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正是劳动力半商品化形成的农民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以及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缺位导致了农村流动家庭整体性健康不平等结果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演进——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视角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前提条件,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巩固发展、丰富完善和突破创新四个阶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演进为背景,在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演进和阶段特征的基础上,将农村劳动力流动划分为起步阶段、大规模流动阶段、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阶段和劳动力市场规范发展阶段。同时,研究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演进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同步性。为适应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应当从建立农村承包地动态补偿调整机制、促进农业合作化经营、创立依托集体经济的生活保障模式等方面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优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以要素集聚促进生产集聚,助推乡村振兴。     

我国农村留守劳动力结构劣化状况及其对策思考——基于湖北、湖南、河南三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国农村留守农民呈现老龄化、女性化和低素质化状况.长期持续不断的劳动力转移、大多数有文化的青年人外出打工经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留守劳动力结构劣化所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它导致农业生产粗放经营甚至土地撂荒,农业生产后继乏人.解决留守劳动力结构劣化问题,应当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土地流转,实施规模经营,对从事农业生产人员进行技术教育和培训,鼓励和支持城市各类人员到农村成为职业农民.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四化”同步的视角

我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序化"的流动,使得农村出现了留守家庭离散问题。透过"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同步的视角,运用共生理论深入分析发现,在"四化"发展不同步衍生出的宏观结构框架影响和制约下,农民为了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做出部分外出务工、部分留守的决策,从而导致农村出现留守家庭离散问题。因此,通过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去改变工农间、城乡间的二元结构,促使农民在理性决策下作出新的行为选择,去改变家庭离散现状,实现家庭团聚的愿景,进而反过来维系和深化"四化"同步的局面,是有效治理这一问题的路径选择。     

新家庭农业的形成机制与现实影响

以安徽明村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发现虽然农村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由留守在家的老人或妇女承担,但实际上,出于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双重需要,年轻农民工到了夏秋农忙季节大多会返乡接替家里的老人或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新的家庭农业生产和组织形式。这种新家庭农业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有序分配,合理利用家庭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实现了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从而提升了小农经济的效率,为农村经济、家庭和国家粮食安全都带来了有益的影响。     

农村在婚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农村在婚男性的地域流动重构了传统的、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在维持“女主内”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男主外”的格局,这无疑会作用于女性的家庭地位.本文基于性别分工理论、家庭决策理论,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探讨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务工收入的增长并未降低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相反,由于留守妇女更多地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掌握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故其家庭决策权显著增强,家庭地位得以改善.总体来看,“男流女守”的新型劳动分工模式对留守妇女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重女性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她们家庭决策权的提高.     

监护制度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机制的重构

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产生的一个新型社会群体.由于监护制度的缺失,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极易受到损害.对此,应设计符合农村留守儿童特点的监护模式,按照国家、社区、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监护体系,形成权利、义务、责任定位清晰的监护法律关系,以有效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发展的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出现了农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现象.留守妇女和外出务工丈夫在长期分居、聚少离多的婚姻生活中,依靠电话进行信息沟通和互动,但空间距离仍不可避免地给留守妇女带来强烈的孤单感和性压抑.尽管如此,由于夫妻之间的性别分工和角色功能互补,分居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变得不稳定而是更加和谐,也因此推动了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探索城市化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思路——评《流动还是留守——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劳动力流转问题研究》

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规模性别化人口流动,对农村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农业的女性化和农村家庭的离散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幸福指数,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诸如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既影响到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也影响到城乡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现实热点。     

“家庭为本”的留守儿童社会服务政策理念与设计

留守儿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当前农村社区中具有普遍性。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其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失衡和家庭功能的弱化,是导致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应以家庭为本,将留守家庭作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着眼点来构建社会服务体系。     

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对妇女社会工作的启示

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的外移,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群体--留守妇女.本文透过留守妇女的生存现状,从妇女社会工作的专业角度出发,通过社区工作、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的专业方法,探索促进留守妇女和谐发展的工作模式.     

青海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大通县为例

农村留守妇女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社会群体。她们面临着农业和家庭劳动强度大、生活和婚姻质量低、精神和生理压力大、健康状况较差、劳动技能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其社会关系简单,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限,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也非常单一。营造支持和关爱留守妇女的社会氛围、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农村妇女的就业能力和健康水平、有效保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是解决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关键。本研究以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为例,主要研究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现实状况、面临的问题和实际需求,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论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妇女之间“围城心理”

伴随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而出现的留守妇女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特殊人群,她们与非留守妇女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羡慕”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留守与非留守妇女的“围城心理”.在该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很多农村家庭在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方面的两难困境.改善家庭生计状况的需要与夫妻团聚的需求之间发生的结构性冲突是导致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妇女之间出现“围城心理”的基本原因,而人的认知习惯又直接促成了这样一种现象的普遍化和常态化,它在实质上体现了这些农村妇女共同的心理矛盾.     

梯度模式、跳跃模式与雁阵模式比较研究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呈现梯度转移模式也呈现跳跃转移模式。由于长期背离适度性原则,在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助推下,两种劳动力转移模式诱发了三大问题:农村男性劳动力过度转移导致农村家庭空巢化;青壮年劳动力过度转移导致农业空心化;优质人力资本过度流失导致发展现代农业所需人才奇缺。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接近临界点,加上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仍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信号都预示着两种转移模式有可能出现新的整合与裂变。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公共政策应作出反应,立足农业基础地位,促使既有利于农村发展的雁阵模式又有利于劳动力转移的雁阵模式耦合为一种新的人力结构模式,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思路。     

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流动度和净剩余度--以甘肃东乡族苜叶里社区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和流动状况为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转型立即驶入了快车道,农业劳动力纷纷流向非农行业,与此同时,在学术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农业(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就目前已有的研究看来,尚有不少领域亟待拓展和深化,笔者认为,要使农业劳动力流动这一课题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必须在研究层次和理论建树上下功夫.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新变量: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度、农业劳动力的净剩余度,以及三者的计算公式,并且以笔者所调查的东乡族苜叶里社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剩余状况为素材,具体阐述了以上变量的计算方法及其深刻内涵.笔者意在抛砖引玉,希望同仁们批评指正.     

公共政策视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探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加快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外流动过程中,衍生出了庞大的农村留守群体。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为一个集中体现城乡文明一体化中多种矛盾和冲突的综合性问题。本文主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对农村留守儿童现存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政策性分析,并探索出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相关政策路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负面效应及其消解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必定是利弊共存的。在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制度下,其社会负面效应已日益显露。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业主产区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管缺位、家庭保障功能日渐弱化、农村基层组织后继乏人;在城市,城市社区管理、城市社会治安、城乡结合部治理、城市社会整合等问题面临严峻挑战。由此,引发了对相关社会政策的思考和呼吁。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核心家庭,单人户和一对夫妇户比重在不断增加;家庭结构简单的中小家庭比重不断上升,结构复杂的大家庭比重持续降低。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老年人更多生活在空巢家庭中;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留守家庭问题影响着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适应家庭结构的变迁,建立促进家庭发展的专门机构,构建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     

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与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思考

随着农村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日益显现.本文指出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造成农村妇女对土地的依赖性增强,土地成为妇女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和重要社会保障,并进一步影响到农村妇女的家庭与社会经济地位.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不仅有利于缓解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趋势,而且在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实现男女平等、构建村庄秩序与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紧迫性.最后,文章提出了在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背景下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若干建议.     

教育对甘肃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甘肃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居民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在落后的西部农村,教育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在逐渐地显现,至少在2003年教育开始显著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当然其影响系数还比较小.教育对农村居民的意义更为显著的作用表现在教育增加了农民从事本地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的就业机会,获得较多收入,从而使农村家庭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和提高.研究结果表明,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流动是甘肃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提高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