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兼及如何重构新世纪的启蒙思想体系

本文认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构成了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体现为情与理相互激荡、彼此促进的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彼此冲突与干预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或对立或统一,以及相互作用的矛盾方式,在中、西启蒙文学史上有着从浅入深,纷纭复杂的变化.但以往对启蒙主义的研究,或囿于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将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等同,既影响了从理论上对启蒙主义深层结构的充分挖掘,更造成了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评判上的混乱.启蒙主义表现为一个持久的人性解放与人格追求、情感觉醒与理性探求的过程,它为人类精神的解放所提供的是一种借以发展的内在张力或动力系统,重新建构新世纪新的启蒙思想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论启蒙人道主义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启蒙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践行的平等、自由和权力,是对17世纪理性的运用。青年马克思与启蒙人道主义有着一段短暂的交集,但是很快表现为对启蒙人道主义的扬弃,并为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论马克思哲学对启蒙的扬弃

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理解马克思哲学需从其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角度出发。马克思对启蒙的扬弃立足于三个层面:以全面整体性地超越"当代现实"扬弃了启蒙哲学对现代世界的论证;以实践活动或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扬弃了启蒙的理性自由原则;以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统一的历史科学扬弃了启蒙唯一信赖的自然科学方法。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及其思想史意义,进而敞开其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得以凸显。     

启蒙的多维度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启蒙性质

启蒙应具备三个维度,即理性、感性和神性.中国的启蒙主义也应该具备这三个维度.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主要参与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和神性维度的建构.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最早的形式是以译介方式出现的.对尼采、叔本华等人著作的译介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哲学美学基础.一方面,中国现代的启蒙思想家王国维、鲁迅等将当时西方最时髦最具先锋性的哲学美学和中国的启蒙建构结合到一起.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是在两种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当中建构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还承载了建构启蒙的神性维度的重任.这主要体现为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所具有的神学来源.例如,作为基督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论家梁宗岱的"纯诗"诗学观,发掘了象征主义诗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密切关系.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启蒙的三重困境与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从马克思理论与启蒙理论本身的碰撞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启蒙的批判和超越集中在三个方面:启蒙的"普遍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如何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了一条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启蒙的"主体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作为客体的货币、资本成为主体,马克思通过对于货币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并成为主体的揭示和对于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地位的批判,试图在斩断资本之链的意义上使得人重新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启蒙的"理性论"困境主要表现为理性自由的丧失和理性同一性与资本逻辑的同构,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达到对于启蒙理性的超越。     

启蒙与物质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肇始于启蒙运动。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辑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是现代化过程的三个侧面。经历了这一社会变迁,商人由卑贱变为高贵。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也典型地体现为商人由贱到贵的转变和物质主义的流行。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至高无上,思想精英是领导阶级,而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文革不是启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是最有成效的一波启蒙。十六大允许民营资本家入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几千年的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被彻底废除了。至此,物质主义已大化流行。现代性要求国家和哲人放弃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而让市场和经济学去引导人们理解善和好生活,让商人们去示范何谓善行、何谓好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善观念保持中立,而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由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物质主义的善观念。启蒙和现代性的要害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明不会走向生态崩溃,而现代性的扩张正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深渊。为摆脱毁灭的命运,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为走向生态文明,中国人须有一场纠正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新启蒙。新启蒙的中心思...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召唤启蒙：走向自觉的新时期报告文学

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 ,报告文学的价值生成 ,主要通过新闻文学的写作模式参与时代理性精神的重建而实现的。一个需要启蒙的时代 ,召唤着报告文学弘扬理性的启蒙精神。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 ,使此间报告文学启蒙主题的凸现成为可能。报告文学文体由此也获得了一种自觉     

"五四"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大学精神

作为一场由中国早期现代大学中的知识阶层所引领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启蒙意识是五四精神的最深刻内涵,也是五四运动得以生发的一个前提性条件。但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所主张的个人主体意识之觉醒潮流,汇入到了民族主体性觉醒的大潮中,整体主义从此成为中国社会思维的主要脉络。在此逻辑下,中国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性趋于消沉,物质主义思潮又使得信仰和价值迷失,大学精神和学人品格日渐模糊。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建构与形塑,有必要接续五四时期所张扬的启蒙意识。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启蒙的自我毁灭

启蒙是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反思启蒙一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阐述了"启蒙已退化为神话"的主题.本文试从启蒙的实质、启蒙退化为神话、启蒙自毁原因等方面,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进行分析与阐释.温习智者的教诲,提高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警醒.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