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的实证研究

农村金融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以2006-2015年山东省的宏观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良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测算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逐年稳步提升;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普惠金融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2009年央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2008年之后增速较快。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及城镇化率四个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显著,且是正向影响的;交通便利度、农业科技化水平也属于正向影响因素,但不显著;而农业产业的重要性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从农村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济基础、财政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保险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收敛性研究——基于logt检验方法的考察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并采用logt检验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一级分指数的收敛情况.结果 表明,在样本考察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趋势.从分类指数来看,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而数字化程度指数的地区差异较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指数以及使用深度指数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而数字化程度指数总体不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西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     

普惠金融、金融服务均衡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发展普惠金融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课题。依托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构建综合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指数(IFI),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定量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的格局;普惠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但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此外,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于金融深化所起的作用。     

普惠制金融对海南“三农”金融供需的影响

海南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改善、金融服务满意度提高,但仍然存在农村普惠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且同质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程度低等问题。提高农村普惠金融有效供给、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可促进海南农村普惠金融功能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普惠金融生态研究

普惠金融是金融机构的一种金融产品，是金融资源的一种配置，在资金供不应求和市场规律基础性作用下，普惠金融由于其微利及高险特征并不是金融机构的首选产品。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应用技术手段，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中存在的风险和成本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而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最高形式，是超越数字普惠金融的一种新的历史阶段的金融现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国家政策、社会资源、金融机构、服务对象四个方面的资源进行优势整合，实现国家、社会、银行、服务对象合力普惠金融，构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此外，提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普惠金融还必须推进普惠金融工作精细化管理，加强涉普部门机构的政策统筹协调，加大对涉普机构普惠金融工作的考核与引导力度。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福建数字乡村发展

2019年,国务院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金融政策要大力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激发内生动力.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当前福建省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差、金融征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经验,提出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地区征信建设、增强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等建议,以期助力福建省数字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农村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农村微型金融的勃兴为契机

农村微型金融的勃兴为农村金融监管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普惠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是30多年来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小额信贷理论与实践的产物。小额信贷是农村微型金融的中间力量，因此农村金融监管理念的创新，不可避免地要在金融普惠、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之间进行共融和平衡。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准入着手，重塑监管主体，拓展监管内容和方式，完善危机应对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探寻从理念到实践一脉相承的可行路径。     

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金融贡献——基于2001～2010年数据的比较

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是不是一样、抑或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用本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来解释。文章基于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贡献程度进行比较分析。     

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手段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探索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创新性发展三个阶段。可以从生成逻辑、运行机制、驱动因素和创新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理论框架。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发力，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供给规模不断增长，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普惠金融重点在农村和小微企业。但也面临着普惠金融概念“混沌”导致实践偏误、城乡“三大鸿沟”导致发展不均衡、金融机构“成本—风险”约束导致供给不足、数字化潜在风险导致监管风险升级等挑战。为此，要做好普惠金融概念界定，优化农村科技、金融与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供给意愿，完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普惠金融发展助推精准脱贫效率研究——基于中国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贫困地区东中西部21个省市及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助推精准脱贫状况,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其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情况下,无论从中国贫困地区整体来看,还是分东中西部分地区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助推精准脱贫的效率均处于较高水平,效率值均高于0. 90,但效率水平未达最优,仍存在提升空间;通过分省份效率值的分解,发现西部地区普惠金融扶贫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且制约当前普惠金融扶贫效率的主要因素在于规模效率的低下。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要提高普惠金融发展助推精准脱贫的效率,必须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定位,深化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农业银行业务经营战略转型;分类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改革以县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形式;加快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贫困农户信用和经济档案,完善农村信用评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