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何种政治、谁之文学、如何审美分别是文学研究的政治语境、政治诉求、政治审美因素,都是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包括具体的政治政策及其落实、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审美四个层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包括启蒙、革命、重新启蒙、后启蒙等四个阶段,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也经历了启蒙者、被改造者、新启蒙者、智识分子等四种身份的剧烈变动,文学研究的话语形式分别为启蒙话语、大众话语、新启蒙话语、技术话语等四种类别。与以上相对应,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分为政策与制度图解、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政治等四个层次。     

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历史言说范式及症候分析

20世纪中国语境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之历史言说,因认知视界的二元划分、致思逻辑的一维指向而呈现出鲜明的"范式"特征;"政治"概念的狭隘化阐释、话语言说的情绪遮蔽、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判断又使其"症候"明显。认识并清理这些症候,方能拓展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理论言说新空间。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政治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学既不会与政治完全重合在一起,否则文学就丧失了自身的艺术特性:也不会与政治完全隔离,否则文学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从学理上加以阐释争论述,必须由专门的学科--文学政治学来研究.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兼以检视我国现当代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同时也重视按照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没有把两者的关系庸俗化、简单化 ,他们既坚持唯物史观 ,又坚持辨证思维 ,没有丝毫的唯心观念和机械论。而我国现当代文学在长时期里 ,在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却常常存在机械狭隘的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直到新时期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 ,正确处理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于是迎来了本世纪我国文艺最繁荣的时期。文章破天荒地对毛泽东“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了质疑     

论文学与政治的意蕴交映——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感思

略萨因对专制政权的痛恨和民众反抗精神的精致描写而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印证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是对人类自身的研究,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不解之缘。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文学的政治性表现为文艺作品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与探索,因而具有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政论性文学层面上,文学文本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诉求,因而具有政治认同的历史作用。略萨的文学创作两者兼而有之,不仅为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包蕴树立了典范,也为困境中的当代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     

文学阐释的实践存在论观照——兼及文学与政治关系重构的可能理路

文学本质阐释固守认识论思维模式,无论是对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还是对文学实践的指导,都面临着难以将问题向纵深处进一步推进的尴尬.从实践存在论视域观照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则文艺审美活动既非对现实的单纯模仿,也非抽象的语符功能显现,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实践活动.以此为基础重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将文学从服膺于政治的“从属论”或去政治化的“审美自治论”中解放出来,而且也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本体论的人文关怀向度出发,赋予文学以必然与应然的政治审美想象和超越维度.     

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本管理的差异与契合

本文认为 ,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本管理既有差异又有契合。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时代背景下 ,两者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前者为后者提供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后者为前者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新思路     

从延河到施洗的河--50、90年代:想象知识分子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

<青春之歌>、<施洗的河>显示了20世纪50、90年代汉语言文学想象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前者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创建之初,面对建构历史理性神话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从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人生活政治出发,将灵魂得救之途锁定在社会科学理性上.后者遭遇准后现代社会,形而上学的普适性、普世性被动摇,科学理性在解构化思潮中受到普遍质疑,俗世的神话破灭,人的无根性表现得触目惊心,于是,小说又将灵魂得救之途指向马太福音书.形而上学的上帝和圣经的上帝相继现身,反映了此间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和中国的文化政治困境.     

文学立场的坚守和艺术实验的艰难——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发的台湾鲁籍作家创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政治高压下,从齐鲁大地流亡到海岛台湾的山东知识青年中,却涌现出一批足以被日后中国文学史关注的优秀作家,其创作实践提供了文学与政治复杂纠葛中文学保存、发展自身的丰富经验。他们在传统的再出发中求新求变,以从乡土世界出发的形式、技巧的艺术实验坚守文学立场,从传统的、乡土的世界中发现"现代性";他们以文学自身的包容力、叛逆性突围出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也以民间传奇性等构筑小说世界,为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注入了现代意义。     

中央文学研究所与1950年代文学的政治生态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循此思路,建立文学学校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发展与最后停办,文学界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学纠葛",这些"文学纠葛"是1950年代文学政治生态的生动表现。文研所走向式微及其最后的停办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影响,但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决定这所学校命运的,是时代的语境和政治的需要。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大比拼,儒家思想统治的坍塌,以及各种时髦的、落伍的、离奇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流行,使魏晋社会出现了政治上的篡乱不断,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文化上的主从难辨.这一时期,文学由附庸而独立,并开始走向全面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了时代的原因而最具代表性.解剖和梳理魏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表现形态、形成原因,揭示其发生、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探讨二者的强弱趋势及相互影响,对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找准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都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重论文学实践的政治维度

文学实践的政治维度理应是一个常识话题,但在当下学界却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论者往往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形下无视甚或拒斥这一基本命题,而隐含于背后的则是不同意识形态倾向以及由此生发的不同理论阐释之间的较量。事实上,文学实践的政治维度,既是作为人学的文学之实然存在,也是作为人学的文学之应然诉求。文学实践的政治维度作为一种事实存在,肇源于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作为一种应然存在,其建基于人之实践的生成性和价值诉求。而开启和链接人的文学实践与政治实践关系的则是人的审美想象,文学以其肯认或批判、再现或表现、确证或扬弃的独特对象化活动,表征和建构着与政治的内在关联。     

宦官政治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明代宦官政治严重威胁了传统的士大夫政治,导致宦官与文士之间冲突不断,至后期直接演化为党争之势。延伸至文学层面,文人的命运随着与专权宦官的亲疏远近而波折不定,他们不得不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适应时局,因此,在明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中,诸如文学流派的分化与重组、文人群体的结社与设院、文学思潮的复古与新变等环节,都打上了宦官政治的明显印记。     

评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古代文史哲的跨学科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尤其堪称典范。程千帆、罗联添、傅璇琮诸先生筚路篮缕，开跨学科研究之新风，不少中青年学者继起，积极致力于唐代文学与政治、文化、风俗之关系的探讨，涌现出不少颇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李德辉新著《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版）就是他继《唐代交通与文学》一书之后又一部唐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力作。     

无奈的交换：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政治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正在通过社会的改变而改变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导致文学与政治之间形成以消费为纽带的交换关系.所谓交换关系,是指文学与政治在"资本/技术"的作用 下各自"去立场"化,以往歌颂与暴露、维护与批判、制约与反制约的冲突和张力,暂时被虚假的默契即讨价还 价的形式所抹平,形成文学的空间上"内爆".     

症候之美:文学研究的政治无意识视阈

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是对机械式社会-历史批评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在文学研究中致力于对文学文本中的沉默、空白和风格断裂等症候的发现和分析,体现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文化学研究,其理论渊源可以找到与阿尔都塞、马歇雷师徒等的关联.文学研究的政治无意识视阈,需从文学本身出发,并最终回到文学;其政治不是狭义的政党政治,而主要是文化政治.     

《穆天子传》对《左传》文学手法的变革

同属于先秦散体文学的《左传》和《穆天子传》相比较，后者在文章结构形式、背景描述方式以及夸张、渲染、虚构等文学手法的运用上，较之于前者有诸多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两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因而受社会主导思潮的影响不同、所起的社会作用不同所致。《穆天子传》在结构方式、背景描述和描写手法等方面的探索，开创了我国传人文学的基本表述模式。     

运斤成风匠心独具——评肖瑞峰《晚唐政治与文学》

肖瑞峰、方坚铭、彭万隆诸位教授合撰的<晚唐政治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书以政局变迁为切入点,围绕政治、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运用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相关理论,阐述了晚唐政治格局的嬗变对文士政治命运、生存境遇、文学创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晚唐文学风尚的形成及内涵等诸多问题.全书资料翔实,论证精密,披阅之间新意叠出,时惬心目,下文述而论之.     

艺术与政治的角力——论“十七年”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年)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可以描述为文学对主流话语和国家意志的趋同.但是,在政治驯化的表层之下,文学工作者私人的审美旨趣成为一股潜在的暗流,与国家话语在文学领域进行角力.只是后者太过强大,以至于令人忽略了前者在“十七年”文学活动中的存在.文章旨在对这种力量悬殊的角力进行分析,描绘出一个多种力量作用下的美国文学接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