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对“左”倾错误的尝试性纠错——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的解读

1966-1976年,在占支配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不仅没有获得“大治”,反而“离轨失序”.针对这种状况,党内健康力量开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内涵、党的权力运行的规则范式、党的权力运行的形式主体建设以及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纠错,希冀实现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尽管这些纠错还只是一种局部性调整并在实践中受到“左”倾错误反击而遭遇种种挫折,但其所获得的一些成果为改革开放后党的权力运行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复归”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全面改革中国公共权力的内外关系模式

公共权力关系内外结构的全面改革，是科学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它可以推动公共权力结构改革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将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制度更新任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工程，必将形成有效制约并促使权力正常运行的“制度之笼”，规范权力运行，开启清明简政的新时代。     

国家与地方视野下的破姓开亲与婚俗改革——以清代清水江下游锦屏九寨苗白、彦洞讨论为中心

在清王朝开拓西南疆域,建立“新疆六厅”及发展清水江木材贸易的背景下,清初年间的“破姓开亲”成为王朝国家经由婚俗改革的文化形式与山地苗侗社会展开互动的另一重要事件.破姓开亲不但重构了苗侗村落传统的通婚模式、权力格局,而且丰富了王朝国家深入和管治“化外之地”的层次与方式.光绪年间的婚俗改革是雍正年间破姓开亲的继续,这次改革主要针对“舅公礼”“转娘头”“问话”等地方婚俗礼仪.通过这次改革,一方面,调整了既有以“舅权”为核心的权力阶序格局及隐藏在这一权力关系之下的总体关系;另一方面,使得地方社会与清王朝规制礼仪和权力结构的并接,进一步深化了王朝国家的统治.婚俗改革作为王朝国家与地方互动的交汇点和重要途径成为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中苗侗社会文化变迁、权力关系变动、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点.     

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中的若干思考——以江苏省为例

为构建完善的惩防体系,江苏实施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其通过优化权力流程,“绘制运行图、找准风险点、明确操作人、落实监控法”,以达到权力在内控中规范,在阳光下运行,在网络上监督.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建设具有诸多的正面作用,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部门主要领导游离于监控之外,监控机制被喻为“手电筒”——对下不对上等等.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构建大内控体系,解决控不住、控不到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增加行政透明度,破除审批过程中的“体外循环”.     

生态耦合∶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机制

“生态耦合”指“生态系统”中“种群”之间的互动及关联。基于生态学视角，整合健康与养老资源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即是一类整体性、开放性的“生态系统”。行政主体、公益主体、市场主体、自治主体、志愿主体与需求主体之多样性“生物种群”彼此互动构成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多元主体占据不同“生态位”,呈现“一主多元”生态结构，形成“竞争”“协作”“共生”三类“种群关系”。“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着持续的能量输入与能量输出，推动系统与环境的演进变迁。“生态位”与“种群关系”形塑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静态耦合，“能量交换”与“演变进化”形塑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动态耦合，由此构成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生态耦合”机制。     

构建干部监督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

防止和遏制腐败,重在构建干部监督的长效机制.构建这一长效机制的核心和本质要求,是形成并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是制约、监督权力运行的根本途径和手段.要以强化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为重点,统筹规划干部监督制度体系建设.构建干部监督长效机制,根本在于把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关键在制度创新.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与体制保障.     

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深化改革须从权力主导转向依法推进

过去30年我国进行的改革是权力主导型改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段时间采取权力主导方式不仅必要,甚至别无选择.但是,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内外经济社会等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权力主导的弊端和不适应问题也日益暴露了出来.为了深化改革,必须从权力主导转向依法推进,这是改革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利益关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都要求深化改革由权力主导转向依法推进;更需要从治国方略的高度看这一问题,依法治国也包括依法推进改革.     

论党内权力的科学配置

推进党内权力配置的科学化,是现代政党政治始终关注的重大课题,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启示,是遏制腐败现象的现实需要,对于优化党内权力结构、促进党内权力良性运行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有关党内权力划分和监督制约的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运行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党内权力配置体系改革,必须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科学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和制约有效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寻找着力点,努力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对既得利益与深化改革共识的思考

文章提出,不能将“既得利益群体”泛化和妖魔化.只有那些靠公共权力寻租和公共权力垄断形成的“共同利益”群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现阶段的调整利益格局和冲破利益固化藩篱,仍然要以“增量改革”为主,绝不能对“存量改革”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环保督察制度的渐进变迁及效力发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为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环保督察历经“督企”“督政”再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阶段的制度变迁.回顾环保督察制度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其绩效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央与地方间环境信息结构的变化.中央在地方环境信息的督察主体、内容、获取渠道、反馈方式等方面的转变有效增强了“压力源”、汇聚了“信息流”,并进一步汇合成“问责力”,从而增强了地方环境治理的压力与动力,环境治理绩效得以显著提升.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生态研究

高校内部权力是指在高校内部各个管理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其形成的权力生态就是指权力的分配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权力作用关系。一般来说，作用于高校的权力有政治权利、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三者之间的状态决定着大学的品性和发展态势。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着行政权力政治化、学术权力行政化等问题，因此，必须遵循大学内部权力“和而不同”的自身运行规律，建立起新型的、优化的权力生态。     

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权力结构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和分解、市场主体逐渐培育、多元化权力结构逐步形成的过程.微观层面上的改革表现为对于农民、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的“放权创利”、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过程;中观层面上的改革表现为地理区域上的“点”、“线”、“面”的放权路径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分利的过程.改革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权力主体尤其是行政权力界限不清、越界“争权”所致.所以,下一步改革应该在对行政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三种权力边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多元均衡的权力结构.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和谐性和持续性,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扶贫生态移民文化变迁——基于对于榕江县古州镇丰乐移民新村调研

居住环境的变动是民族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会引起人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传统文化的流失和消亡.贵州榕江县生态移民中所凸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变迁问题及其影响,警示我们,要达到贵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预期目的,必须正视迁出地文化所经历的冲击、变迁和融入新社区文化的阵痛,引导移民自觉解决因环境改变而带来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     

从腐败现象的时代特征看我国权力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

本文从政治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视角，来阐述腐败及其反腐败的发生、发展趋势，总结出当今中国腐败现象的几个时代特征，并分析了造成腐败现象出现不同时代特征的原因，以及当前我国权力监督机制所表现出的诸多不适应，提出了今后我国权力监督机制在主体、客体、运转方式、运行状态、运行环境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与多重逻辑——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经验

环境执法体制是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三个维度出发,文章认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历经探索起步时期的三废管理、继承发展时期的环境监理、渐进调适时期的环境监察与创新完善时期的环境执法四个阶段。此中,环境执法体制在改革主线上呈现强化监督与推动综合执法特征,在改革过程上呈现“间断—均衡”演进特征,在改革模式上呈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结合特征,在改革趋势上呈现专业化、独立化和法治化特征。基于已有理论和改革实践,文章建立了解构制度变迁的“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框架,研究发现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以及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共同构成了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演进的多重逻辑。文章有利于加深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学术理解,同时为环境执法体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政府职能转变：和谐社会构建的助力

过去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今后改革的方向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中心是公民权利运行的私人领域，环绕在外围的是公共领域，行政权力的运行严格限制在此公共领域内，为公民权利在私人领域的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此种格局能够有效地保障政府、经济、社会意识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进而促成整个政治社会系统的健康和谐发展，最后形成“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论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权力调整

“行政管理的生命线就是权力,权力的获得、保持、增长、削弱和丧失是实践工作者和研究者所不能忽视的.忽视了这点,其后果几乎可以肯定就会是丧失现实性和导致失败.”如果一个行政机构没有权力,那么这个机构在行政管理中就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一个行政体系当中的权力失效或部分失效,那么这个行政体系在社会发展中就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换言之,如果一个行政体系不仅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常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那就说明此体系当中的行政权力已经丧失或部分丧失了其实际效力.所以,行政权力在行政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一切行政现象的基础.所有的行政管理活动,无论领导、决策还是实施,都是通过行政权力的运行来实现的.     

制约公共权力滥用：实现公平正义的保证

改革开发之前的整个社会由于缺乏效率,上级对权力滥用的制裁也严肃有效,利用权力为一己私利而胆敢侵蚀社会公正的事情很少发生。但当前的情况是,旧有的维护社会公正的老体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经不适应,新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维护社会公正的管理体系还不完备,造成公有权力运行失控,滥用国家赋予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损公肥私或假公济私。本文主要从目前备受社会关注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这“三公”消费引起的不公平为切入点分析公共权力滥用给社会公平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