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话语中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城邦理念的伦理解读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德性的探讨却以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为背景,他设计的城邦是自然的伦理实体,而德性的生活是其形式或自然目的。城邦像一个有机体,但不是一个有机体。城邦优先于公民,公民对城邦负有义务。但公民作为伦理成员,有着广泛的伦理权利。因而,城邦的伦理秩序不是完全国家主义的齐一划秩序,而是以伦理实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合作秩序。城邦公民是自由的个体,公民之间相互平等。     

伊壁鸠鲁"偏离政治"的政治哲学

伊壁鸠鲁哲学是在城邦的废墟上建立的.伊壁鸠鲁采取区分自然本性和人为习俗的思维范式,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习俗性的,是外在的必然性,而"偏离政治"、避开痛苦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个人自由的表现.伊壁鸠鲁哲学曾长期被排除于政治哲学的谱系之外,本文力图呈现它的政治意蕴,阐明它是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研究理路和价值观念的颠倒.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的分配伦理观研究

正义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理论的核心,也是分配的伦理要求.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平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亚里士多德批判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认为比值平等,也就是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完全忽视数量平等,而是主张分配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已经涉及公平与效率这个极其重要的经济伦理问题.     

中国哲学的“自我诠释”

前些年,中国哲学界在深刻反思过去一百余年"以西释中"的实践中,作为对西方哲学解释强势的一种反制,提出"以中释中"(本文称"自我诠释")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多数学者的同情和支持.     

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统一如何可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集中讨论了个体善与城邦善及其内在关系问题,两种善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与城邦之有机联系基础上的.从知识论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对二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的.事实上,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也不乏这种自信和希望.但在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现代社会,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变得不那么令人充满希望和可信了.     

“卡塔西斯”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再认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的时候,曾提到悲剧具有“卡塔西斯”(catharsis)作用。由于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这个概念的含义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卡塔西斯有种种解释。根据罗念生先生的归纳,这些解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张净化说,第二类主张宣泄说。主张净化说的以布乞尔为代表。他在《诗学》英译本中,将“卡塔西斯”一词译为Purgation(净化),从而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国学者朱光潜先生,也是主张净化说的,他也将“卡塔西斯”译为“净化”。但朱先生的净化说,也包含有宣泄的意思,可以     

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

"最佳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终极任务,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将其区分为某个政体前提之下的最佳状态,适合某个人群的最佳政体,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不管外在条件限制的"依靠祈祷"的最佳政体,以及依赖超凡德性的最佳政体。本文试图从这五个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最终论证他在哲学家应该为王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亲缘性。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古希腊伦理学家尽管对幸福是什么有不同理解,但大都认定幸福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并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与以感官快乐或以德性自身为幸福的思想学说不同,主张快乐与德性相结合,并相应地强调公民个体幸福与城邦幸福的一致性,其思想学说具有综合、整合的性质,因而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幸福论思想的历史考察是研究幸福问题的重要视域,对于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德性之美到城邦之善——论两种善的逻辑及其通约关系

在伦理学的学科内,何种事项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足性,其本身就值得追求,之后确定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我们需优先考虑的问题,至于是把幸福还是把善良意志确立为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足的,则是在此之后才进行研究的题材。与此相关的是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尽管个体的德性是城邦之善的基础,但却无法从德性之美推论出城邦之善来。道德的个人和缺失道德的政府以及道德的政府和不道德的个人都可能是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缺失道德的政府比不道德的个人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然而长期以来,政府的"德性"(或城邦之善)如何可能的却没有真正成为伦理学深入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个体的德性取决于个体的"善良意志"或"优良品质",那么城邦之善则决定于精英集团的集体智慧和公共理性,也更取决于政治家和公务员的德性结构。分别讨论个体德性的结构和政府德性的生成,继而分析连接二者的逻辑环节,无疑是重要的理论任务。     

对运气的“去魅”——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和运气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中探讨了运气，认为运气不是神秘不可知的东西或任意的随机性，而是一种可以根据个体事物之自然目的性而得以把握的出于偶性的原因，对运气的解释要以我们对其所属事物的本性、常态和目的性的知识为导向。可以说。这一探讨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直面运气、对运气进行理性上的“去魅”的努力。亦为我们理解运气提供了一种颇具启发且历久弥新的视角。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试论亚里士多德城邦和谐与公民幸福的中道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公民的城邦,公民是城邦的公民,城邦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是同一的。而城邦实现和谐与公民获得幸福的关键则是中道原则。保证中产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和城邦人口的适度增长,是城邦和谐与稳定的前提条件。在财富、权力、名誉等外物的觅取方面适如其量,在品行方面保持中度,做到克己、勇毅、正义和智慧,是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亚氏这些主张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于我们理顺社会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的具体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人的非自足性与城邦、圣王之治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与荀子政治哲学比较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非自足而又追求自足是城邦存在的基础与发展动力,与此类似,荀子认为,人的非自足性是需要圣王之治的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的自足城邦需要以节制为前提,较易走向封闭,存在被其他城邦消灭的风险,具有宗教色彩。荀子主张的天下政体几乎没有宗教色彩,相对而言,不易走向封闭且被消灭的风险较小,其虽不追求自足,但更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自足。但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认为,此天下政体不但是不可行的,而且是不高贵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足政体。     

关系本位：前现代德性之旨趣

人类的伦理关系大体经历了三种类型:整体性伦理关系、单子式伦理关系和共生性伦理关系.先秦儒家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中道德性论都是以关系为本位,即是在人伦关系和城邦关系的场域中展开论述的.他们通过人伦关系、城邦关系确证和建构了中庸、中道德性的价值合理性.儒家将个人作为一个"依存者"、亚里士多德将个人作为城邦的一部分,这都是一种整体性伦理关系的视野.     

罗蒂的"自我"观及其政治意蕴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焦点就是"权利"和"善"何者优先问题,其中的症结就在于"自我"的地位,是镶嵌于共同体之中的,还是无拘的自我?罗蒂在"民主先于哲学"一文中围绕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实用主义立场,试图把"自我"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借助对尼采的"自我观"和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进行创造性地解读,提出信念和愿望之网的自我观,从而在政治框架,而不是在哲学藩篱中解决这个难题.     

论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作为政治概念,涉及的是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其公民思想,涉及公民的定义、公民的资格和公民的特质等问题。亚氏所定义的公民是与政体和城邦密切相关的,公民是城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公民的资格是指公民必须享有治权,参与城邦的治理,参与到城邦的共同关系中,居住地、参与司法活动和血统等都不是成为一个全称公民的充分条件;公民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登籍的财产资格应当订定适当数额。公民的特质包括既能统治也能服从统治、拥有闲暇以及具有激情与理智等自然品质。即使公民概念已经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亚氏的公民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公民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脉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和谐思想解读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勃中，对和谐而稳定的理想社会进行了诸多设计和论述。为了维护充满危机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提出构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法治社会，强调公平和正义在保持城邦稳定与和谐中的重要作用，主张社会组成的多样化，重视教育和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从理论上对构建城邦的和谐稳定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和规划。其中的许多闪光点对于当今我们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启发与借鉴作用。     

从经验的真理到道德的社会——兼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对“道德门”事件的启示

伦理学如想合理地解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道德门”事件,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因为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他这里获得最终定性的.在他的伦理体系中,鉴于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属“经验的真理”,由此决定了人们道德德性的获得方式为“习得”,而非“教导”.亚里士多德还明确地判定,人们“习得”道德德性离不开城邦,因为城邦化的“共存”不是某种可供个人选择的生存方式,而是出于人的本性,因此“道德的社会”对于“道德的个人”而言具有先在性.     

形式: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一个奇特的概念

"形式"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借助"形式"谈论具体物的实体,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将个体对应于质料的形式与本质建立联系,以保证其实体学说的统一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不得赋予"形式"多重涵义,而代价则是牺牲了这个概念概念本身的清晰性和明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