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提高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不但本区域数字化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当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较高时，会增强数字经济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都会促使相邻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快速增长；在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逐渐下降。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发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地区间预期收入差距对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的影响

东北地区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已经成为学术界密切关注的问题..针对流出东北地区的劳动力主要流入东部地区的现实,通过构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就业方程和工资方程预测东北户籍劳动力在异地的就业概率和工资水平,通过构建结构式劳动力流动选择方程分析地区间预期收入差距对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北户籍劳动力在东部地区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明显高于东北地区,受教育年限对东北户籍劳动力在东部地区就业和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东北地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改善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多,导致大量东北户籍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随着地区间预期收入差距的扩大,东北户籍劳动力的流出倾向将会逐渐增强.因此,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制定相应的人才政策,通过提供相对优厚的工资待遇和各种形式的补贴留住东北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为东北经济的振兴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我国财政支出、银行信贷的经济效应

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加入了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以考察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东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等方法分析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长缓慢。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网络中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净溢出”板块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净受益”板块位于东部地区；“双向溢出”板块位于中部地区；“经纪人”板块则零散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加省份间数字乡村发展的联系强度，而地理距离增加对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有抑制作用。     

我国低碳试点政策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

选取2003—2020年我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低碳试点政策通过增加政府科技投入和促进科研人才集聚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环境规制作为负向机制会弱化提升作用。从创新类型看，对策略性创新的提升作用强于实质性创新；从创新领域看，对能源节约与废弃物管理领域的提升作用最强,对农林领域的作用最弱；从地理位置看，对东部地区城市的作用强于西部，但未对中部和东北地区产生显著影响；从资源丰裕度看，主要作用于非资源型城市。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动力。鉴于其对消费存在的影响，基于实证数据，通过熵权法测算我国省（区市）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消费的影响机制：数字经济不仅能直接刺激消费，而且还能从供给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需求端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数字经济直接影响消费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区域异质性，还受到外循环的调节作用，其中东北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所受影响依次递减，进出口贸易和我国双向投资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消费增长，还释放了临近地区的消费潜力。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提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冲效应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两大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进而抑制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则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可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模型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产生"对冲效应";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该"对冲效应"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较强,表现为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趋于加深的背景下,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升来优化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进而弱化和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结构转型——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受制于劳动力质量水平，而城乡收入差距透过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抑制经济中工业产出份额、提升服务业产出份额推动经济结构的“服务型”变迁，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进而通过服务业部门产出份额的上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导致贫困农村居民丧失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从而制约全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使劳动力的“服务型”流动和经济结构转型受阻。但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非一致性。实现中国经济结构顺利转型需要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创新经济转型的制度供给。     

＂中国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专题讨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时间维度与区域差异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动的特点和趋势进行评估,以及使用多种方法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效率,各地区服务业TFP均存在滞后性特征;人力资本、人均消费水平、非农人口所占比重等变量增加时,会促进服务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迅速减少,对提升中国服务业TFP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服务业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显著大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由此,不断提升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非农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加快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时间维度与区域差异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动的特点和趋势进行评估,以及使用多种方法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效率,各地区服务业TFP均存在滞后性特征;人力资本、人均消费水平、非农人口所占比重等变量增加时,会促进服务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迅速减少,对提升中国服务业TFP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服务业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显著大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由此,不断提升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非农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加快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农村劳动力转移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实证分析

近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行业就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不同地区所表现出的非均衡特征，即无论从就地转移还是从异地转移来看，农村已转移劳动力中的较大比重就业于东部地区，这必将极大加速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相应导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日益加剧。而对此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就地转移还是异地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新配置都明显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     

区域产业素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研究

区域产业素质的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传统理论并没有系统地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从分析区域产业素质的决定因素着手,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用1998年～2006年29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资本素质、劳动力素质、制度素质对全国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本素质和劳动力素质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显著的正相关而制度素质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则只有资本素质是很显著的.回归结果还发现,以R&D投入强度为指标的技术素质对区域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能原因是R&D投入的最终产出不一定是新产品,即不表现在GDP的增长上,或者是我国R&D投入的效率不高.最后根据实证的结果,提出四点政策建议.     

区域专利合作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机制与效应测度——来自WIPO数据的经验证据

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因此全国各地都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属于高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知识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等特点.区域间的合作研发和创新将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必然路径.全国各区域通过专利合作,可提高人工智能专利转化能力和研发能力,从而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从分地区层面来看,区域专利合作对不同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作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作用效应最大的区域为西部地区,其次为中部地区,再次为东部地区.     

开放经济条件下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通过扩展索洛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采用中国1990～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其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着显著的贡献,其中国内投资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口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贡献,且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小.     

机器人应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本文把机器人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机器人应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228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对模型的理论预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收敛情况；第二，机器人的应用促进区域经济加速收敛，有利于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第三，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还提出对企业购置工业机器人给予财政补助、对工业机器人采用加速折旧或对工业机器人折旧采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着力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政策建议。     

中国的失业问题及其特征——基于CLDS追踪调查数据的描述

对中国的失业问题及区域差别、人群特征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分析,区域差别上,首先,农村地区失业率低于城镇地区;其次,中部地区的失业率最高,东部居中,西部地区最低;再次,失业率与城镇规模没有必然的正向关系,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失业率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中小城镇的失业率反而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人群特征上,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长期失业者比例较高;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失业率逐渐降低,而城镇地区的失业率与年龄组呈现出W型关系;教育程度与失业率高度相关,农村地区的高教育程度人口的教育回报低于城镇。失业率不升反降说明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平稳的增长趋势也可以维持目前的充分就业,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失业率趋势基本能够保持平稳,甚至略微稳中有降。     

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2004-2013年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实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0年间，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呈现出“M”型发展趋势，初始和期末年份并未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有所上升，但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2）城市化高度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广东表现尤为突出；低度包容发展型和非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区基本均属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广西表现最为明显。（3）对于不同的区域类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水平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成为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对于四大板块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中部地区表现为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西部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东北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市场化水平。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新角度分析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很多学者都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劳动力能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劳动力能力素质的提高主要是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主要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因素，分析人口政策和人口生存周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与机制

基于200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一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与推动绿色技术进步两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空间效应分析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在提升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带动了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