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汉鐃歌十八曲新解

汉鐃歌十八曲,虽不見于‘汉書”,其辞句之詰屈,較郊祀歌为尤古。因郊祀歌載在汉志,传習者尚遞有注释,若鐃歌則向无解诂。后人多以畏难,束之高阁,时代愈久,了解愈难。以崔豹“古今注”,智匠“古今乐录”,“宋書:乐志”諸說,綜合推测。有屬于軍乐者,有屬于宴飲乐者,亦有屬于尝賜諸侯王乐者。类型既杂,时代又不一致,但最迟者,不出于西汉宣元之际作品。沈約有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訓詁不可复解,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細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耳”,此說最为确当。現在所存十八曲歌辞,亦杂有表声字糾纏混合,有时頗难区別。汉鏡銘中亦有声辞合写者,例如昭明鏡云:“内而清而以而     

《巾舞歌辞》研究方法辨析

《巾舞歌辞》的文辞自东晋以来即不复可辨,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解读,其中逯钦立、杨公骥二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逯钦立先生以道曲曲谱为破解《巾舞歌辞》的模本,将“声曲折”与道曲之谱相联系,以析出《巾舞歌辞》中的声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释读.杨公骥先生以提取“标记动作的记号”为基本出发点,不仅区分了主要唱词和衬字,更指明了《巾舞歌辞》所包含的“舞蹈动作”、“舞台提示字”和“角色标识字”等成分.逯钦立与杨公骥先生《巾舞歌辞》校本的差异,及其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反映出各自研究方法的不同.从方法上来说,逯钦立先生没有认识到,《巾舞歌辞》中除唱词和声字外,还包含有标示舞蹈动作的科范字等其他成分.杨公骥先生校本中校为科范字和其他舞台指示字的内容,在逯钦立先生校本中被作唱词或声字处理,这是造成逯校文本句读不通的根本原因.由于《巾舞歌辞》是戏剧科议本而非单纯的曲唱本,所以仅仅剔出其声字是无法正确解读的.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接受。从对汉乐府声调、曲名、歌辞接受看，这一文人群体不仅继续沿用汉旧诗、旧曲，亦用汉旧题、旧曲而作新诗；从对汉乐府艺术手法的接受看，他们对汉乐府自结构上模仿、诗句上化用、修辞上沿袭；从对汉乐府抒情精神的接受看，曹魏文人乐府之作不仅与汉乐府抒情基调多有相似、相同，且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有高度认同。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是乐府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转折，其在汉乐府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绮而有质、艳而有骨——初唐歌行略论

一 初唐时期,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歌行体篇什的大量涌现,形成了唐代歌行体诗发展的第一个洪峰。 “歌行”之名,由来既久。汉乐府歌诗便多以“歌”“行”名其篇什,如《降神歌》《天马歌》《饮马长城窟行》《东门行》等等。“歌”似乎多“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郊庙歌辞,“行”则多用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吟唱。后来演为歌行一体,不再有这种用途上的差异。歌行体诗,音节、格律、句式都较为自由解放。形式采取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纵横捭阖,富于变化。进而可言,歌行这种体裁,在诗歌诸体中是最活跃的、因此也最易于发展。“歌行”,在汉代是被之管弦、配以律吕的。“歌”自然是由人歌唱的,而“行”本身就是乐曲之意。所谓“行者,曲也”。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新解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隶属雅舞之庙祭乐,为成王朝的史官、乐官及鲁公为祭祀周公而作。"琴舞"之称与祭祀周公时为季夏、古乐八音与四时八风的对应密切相关。禘祭大乐由"降神"和"正乐"两部分组成,庙祭乐舞"迎神"所奏曲、辞皆同,以及"九成"乐章声调系统的具体应用,为正确解读《周公之琴舞》前后两部分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降神""皆不过金奏升歌一二节",则说明了"元纳启"四句歌辞的完整性,该部分出现的"琴舞九絉"是指配合大祝、鲁公及众助祭者九献之礼所作的九成乐曲演奏,词同"升歌"。"正乐"部分的"九启""九乱"亦合而为"琴舞九絉",其所对应者为祭祀人鬼所特具的《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秦人出于少皞氏族

我认为秦人应是少皞氏族的一支,从以下几点作一探考: 一、主少皞之神:《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皆云,秦襄公始为诸侯时(前770年),“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按照“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秦人所祭少皞明为氏族神,或至上神兼宗祖神。     

《安世房中歌》教化思想考论

《安世房中歌》是汉代郊庙歌辞中最重要的作品,要全面地把握西汉礼乐文化的脉搏,就必须从读解《安》入手.《安》鼓吹“孝”、“德”,以“孝”为核心开出汉家的家法,“孝”、“德”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中有周文化、秦文化和儒文化.“孝”、“德”是功利性极强的伦理道德观念,它贯串于《安》的实质是高扬善的旗帜,突出西汉统治者安排的政治秩序.西汉是宗教神学盛行的时代,看重天的意志是西汉人的基本出发点.《安》全面地反映了西汉宗教神学发展的流变过程,以音乐发微着西汉初期的宗教神学信仰,宣扬着汉应．天命的内容.     

《郊祀歌·日出入》与《九歌·东君》风马牛

汉《郊祀歌》十九章,由辞赋家司马相如等作词,音乐家李延年等谱曲,曾经盛极一时。除七言形式的大量使用为文学史家所注意外,思想性和艺术性多不足道。惟一受到后人青睐的是《日出人》。该篇句子长短错落,较为活泼,和其他十八章整齐呆板者不同。其内容史家多以为歌颂日神,加以肯定;并常与《九歌·东君》比美。例如,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6页)说:“此篇为祀日神之颂歌”,“揭响入云,如此历落参差,亦前所未有。匪惟《郊祀歌》中之杰作,亦诗歌史上之杰作。”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180——181页)说:“它颂日之伟大,却说日之四季非凡人之     

梁鼓角横吹曲中同源乐歌考

梁鼓角横吹曲是现存北朝乐歌的主要部分,其六十六曲中的《陇头歌辞》与《陇头流水歌辞》、《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紫骝马歌辞》与《紫骝马歌》、《地驱歌乐辞》与《地驱乐歌》等四组乐歌,或曲名相近,或曲调可能相同,或曲辞有所关联,将这几组乐歌视为同源乐歌,对其在魏晋六朝时期内的创作、流变情况加以讨论,有助于对北朝歌诗的深入认识。     

东汉祭祀中的乐舞

较之于西汉,东汉的祭祀乐舞体系更系统化、规范化。东汉建立乐舞伊始就以复古为总的指导方针,但它是以王莽元始改制时所建立的制度为蓝本。单就体制而言,东汉祭祀乐舞分为郊祀乐舞、祭祖乐舞和其他祭祀乐舞三大类。郊祀乐舞大体与西汉元始时期相同。祭祖乐舞,东汉历代帝王有所兴作。由于东汉提倡节俭,故东汉各皇帝的庙乐制度与西汉大不相同。关于其他祭祀乐舞的记载并不很多,我们只知其有乐舞,不确知为何。从总体来看,东汉祭祀乐舞的建设分为光武帝草创时期和明帝之后的完善期,其中,汉明帝时期是东汉礼乐制度建立的重要阶段。     

敦煌歌辞论略

“歌辞”是我国古代一种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敦煌歌辞亦不例外。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新文体大多源于民间,有的和音乐具有密切关系,这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传统特点。“歌辞”乃是自先秦配合雅乐的《诗经》,到汉魏六朝配合清乐的乐府,以至隋唐时代配合燕乐的曲子、大曲的总称。它和说白、散语以及吟辞是有明显区别的。“歌辞”这名称的范围甚为广泛。说白、散语长短无节,并且是不叶韵的;吟辞也无定调,并且是无定韵的;而“歌辞”则要具备体段(即章解)、平仄(即旋律)、叶韵(即节拍)三个条件,并且可以发声歌唱。唐代歌辞有的叫“曲”,有的叫“曲子”,有的叫“杂曲子”,还有的叫“曲子词”,……但所有这些名称,都未免     

从楚地婚俗看《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本义

《野有死麕》是姑娘出嫁时的礼仪歌谣词，与婚礼仪式活动相辅相成。歌词含义极似今天楚地婚俗中流传的《劝嫁歌》和《哭嫁歌》，是《仪礼·土昏礼》所记载的先秦昏辞的民间通俗演绎。     

爱情与哲理交融的模糊空间——古代诗歌散论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爱情诗占据重要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五国风中,情诗数量位居第一,“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宋朱熹《诗集传序》)汉代乐府民歌中,情诗又有佳作,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南北朝乐府民歌中,情歌如江南水乡的《采莲曲》、《子夜歌》、《折杨柳歌辞》等,给诗坛带来清新活泼的气息;唐代情诗呈现空前的繁荣,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写下反映爱情生活的佳作;宋代诗人以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的词体,抒写爱情歌辞;元代诗歌中爱情内容被新兴的文学体裁“散曲”所承载;明代以后,爱情题材又活跃盛行在民间的“山歌”之中。总之,在我国古代,爱情诗的发展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     

台南延平郡望祠

延平郡王祠俗称郑成功庙或开山圣王庙，位于台南市开山路，主祀台湾开山始祖郑成功，配祀郑氏及所属各部将，为台湾的重要古迹。占地广阔，庭园修筑极美，整体风格庄严典雅．是台湾唯一的福州式庙宇建筑。位于祠旁的“民族文物馆”收藏着许多台南文物也十分值得一游。     

先秦两汉天道神学观的嬗变——兼谈汉乐府郊庙歌辞的精神转变

德和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两大重要支柱,德以配天,孝以对祖是中国祭祀文化的核心。商周时期,以"天"为中心的天道神学观和宗法伦理观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天(上帝)和君主建立了以"德"为媒介的契约关系,君主受到上帝的监管,尊天重德。两汉时期,汉武帝将"太一"神与阴阳五行理论融合,将敬天演变为娱神,重视神仙方术,慕仙追仙游仙,天(上帝)独尊地位逐渐被消解。这一变化导致了郊祀天地的郊祀歌辞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的崇高地位消失,人的欲望不断加强,引起了以《郊祀歌》为主的祭祀文学出现世俗化、娱乐化倾向。人与天的关系发生改变,这也是雅文学向俗文学的转变重要原因之一。     

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辨证

《郊祀歌》十九章是汉武帝时期创作的一组重要朝廷乐歌,但其作者是谁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文章在对众说详细辨析基础上,认为《郊祀歌》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汉武帝创作了其中的五章颂瑞诗。汉武帝不仅是《郊祀歌》创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一名重要的作者。     

厉祀、殇祀与《国殇》《礼魂》的祭义

周有七祀制度，王祀泰厉、诸侯祀公厉、大夫祀族厉，以厉祀祭祀无后者。殇祀则祭祀二十岁以下的殇者，使其附先祖从食。二者皆以祭祀的方式，使其魂有所归而不为祟。兵死者不入兆域，通过集体安葬而享受祭祀。楚有厉神，又有武夷掌兵死者，皆使兵死者享受祭祀而有所归。由厉祀、殇祀制度观察，《国殇》当为楚国为兵死者举行的公祀仪式，以安其魂。按照楚汉的魂魄观念，神灵魂魄合一，常人则魂飞魄散，故《礼魂》当为安魂曲，用于人鬼之祀，其当为《国殇》的附歌，而非送神曲。     

也谈曹魏租调

周国林同志《曹魏“亩收租四升”辨误》一文,认为曹魏建安九年租调令中“亩收租四升”应为“亩收租四斗”之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特提出两个问题,以就教于周同志及大方。第一个问题,曹魏田税与汉代田税是何关系? 我以为,曹魏“亩收租四升”与汉代“三十税一”制是因袭关系。汉“三十税一”制产生于西汉景帝时期,当时的税额,按西汉前期“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计,每亩收3升强(《汉书·食货志》)。过去史家多看作是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