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大乘佛教的兴起

佛教中有所谓“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大乘教派是佛灭后(公元前486年)逐渐兴起的一个新教派,其正式形成的时期,大概在公元初纪。自此派建立,方将原始佛教(即佛陀的最初教义)以及部派分裂时代(约公元前四世纪至一世纪间)的佛教称为“小乘”。自此两派形成长期对抗形势,互相贬斥,纷争极烈。小乘以大乘为非佛说,大乘则卑视小乘,几同外道。这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佛教初轮入,即大小二乘同时并入,并且大乘教很快取得优势地位。在中国所建立的佛教各宗,多数属于大乘,小乘只有“毗曇”(后     

藏密曼荼罗的哲学意义

在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大乘佛教密宗仅重修持、设供、持咒①、仪轨，而没有什么深奥的义理，更没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按佛教的术语，就是非常深厚的教理体系。这种观点，是由于只看到它的表面，没有认识它的内涵所致。当然，在印度大乘佛教发展到晚期，由于教理愈来愈深奥，僧侣在寺院内深居简出，使佛教脱离广大信众，有被群众抛弃的危险，因此，迫使大乘佛教广开I河路，更多地吸收一些它以前认为是“外道”②的东西。这就不由自主地向密宗方向滑去，后来出现了古密教或“杂部密教”。在这个时期的密教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教义，更谈不上哲…     

日本在华中沦陷区的通货政策透析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中所进行的货币侵略活动，是与其经济掠夺手段变化过程相联系的。因此，无论日军或日本政府派出机构在华中实行什么样的通货政策，都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货币的某些职能，对沦陷区及其周边地带进行物资收刮，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本文根据史实，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点，将日本在华中沦陷区的通货政策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多层次地透析了其政策演变的实质及其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一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沦陷区最初使用的货币是早已在其控制地区进行流通的“朝银券”，而华中的战端是从“八一三”事…     

追本溯源 去伪存真——评《三论宗源流考》

三论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产生的宗派之一，因以专弘般若三论──种论》、《百论》和计二门论》而得名。其教义主要表现在“二谛”、“八不”和“中道实相”三大方面。从印度佛教发展史来看，大乘思想的出现，尤其是般若类经典的出现，是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点。这种主张“一切皆空”的理论，最初是为破小乘指派中执实执有思想而产生的，后至公元二、三世纪，被龙树、提婆发展为“非有非无，不着两边”的中观学派（中国学者称之为空宗），从而使大乘佛教步入成熟形态。而在中国佛教史上，般苦类经典则是最早译入的佛教经典之一，也是…     

论僧肇“空”的视野下的宇宙人生

僧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推动佛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运用大乘佛学中道空观的方法,批驳了魏晋以来玄学对有无关系的解释,以及受玄学影响的佛教内部各派对佛学“空”观的误解,继而以“空”来观照宇宙人生,建构了体用一如、境界工夫合一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     

《大乘起信论》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大乘起信论》这部佛教论著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的关系：一是《起信论》主张从两个方面确定“一心”的性质，即一心开二门，“真如门”和“生灭门”，而禅宗的“法由心生”，都强调心在成佛过程中的重要性；二是《起信论》的顿渐融合、止观具行的主张对以后禅宗的“悟修统一、定慧双修”有着明显的影响；三是《起信论》的“己身有真如法”和禅宗的“自性自度”，都是在讲在修行过程中，完全靠“自证自悟”，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才能从生死到涅榘，从苦难到解脱，从无常到永恒。结论是：《大乘起信论》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方向，为后来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藏传佛教各教派称谓考

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在汉文史料中又有“喇嘛教”、“西藏佛教”和“藏传佛教”等称谓,藏族自称为“桑结却鲁”或“囊伟登巴”,意为佛教、大乘佛法。“喇嘛”这个名称在汉语中被广泛应用,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实际上“喇嘛”是藏语的读音,意为上师或上人,不仅可用于僧人,而且也可用于恩师、德高望重的其他俗人。所以把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是不符合其教义和教理的。因藏传佛教各教派在身着的袈裟、配戴的器物以及持守的教义、修持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教派。这些藏语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称谓,例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等等,却在汉文史料中被称为“红教”、“白教”、“黑教”、“花教”、“黄教”等等,与藏传佛教本身的称呼有了很大的差别。     

一个极具特色的佛教真理论──智的七种二谛说和三谛圆融说

智对二谛提出了特殊的见解，与“化法四教”相结合，以说明“四教”的接引贯通关系，是佛教真理观的新创造。其三谛圆融说自觉地发展了大乘中观的真理观，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佛教应对现代生态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空间:从“缘起”到“慈悲”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究其本质是道德危机,当代生态(环境)伦理学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理念,从而规范人类的行为.佛教以觉悟和解脱为终极目标,以“契理契机”精神随顺不同时空因缘之流转迁变而开出新气象.对大乘修学者而言,生态保护是发菩提心、趣菩提道、成菩萨行的“方便”,是成佛的“必修课”；对非佛教信仰者而言,佛教根本义理中能推导并生发出让不同宗教文化传统下的人群共享的伦理原则并落实于生态保护.基于佛教“缘起”世界观的“慈悲”,是贯通佛教义理和生态保护实践的核心理念,是佛教参与现代事务的“通行证”.     

论龙树《中论》的中观思想及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通过阐述龙树《中论》的中观思想，说明中观正见是龙树在总结小乘佛学成果的基础上，在对当时外道异端邪说和小乘部派佛教偏见破斥的过程中形成的大乘佛教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后来发展的理论根基，并阐述了龙树中观哲学对其后大乘佛教发展和对藏传佛教发展产生的影响。     

南宋川僧冠绝大宋国探源

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一大批川僧群集在这里,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文化现象.川僧大量东游杭州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频频爆发,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禅法最先进,形成凝聚效应.解析10位高居都城敕差寺院住持的川僧,可明了川僧跨省学禅和成长为法门龙象的一般规律.     

《坛经》般若思想初探

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般若的“空”观、“中道”观以及“无差别”观等几个方面 ,对禅宗的要典《坛经》进行剖析 ,说明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但也有结合中土儒道两家思想对佛教的革新化改造     

论佛教的影像化传播———以济公形象探析为个案

历史实际人物“道济”到“济公”形象的演变,反映了民众共通的“心灵真实”,济公形象是在大乘佛教“不二”智慧和禅宗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土壤中结成的硕果,这一形象已经具备了佛教影像化传播的一些特征.影视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语言道说形式,是一种综合艺术,其表达力和感染力空前,影像已经超越了技术的层面,还具备了本体论的意义.在娱乐化的今天,“影像禅”有可能成为现代参禅的新方式,促进现代佛教的人间化性格.     

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

关于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中印西方学者已提出种种意见。此外，佛教在印度从未成为一统天下的宗教，在与婆罗门教互争雄长的过程中从未获得过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佛教最终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之一；佛教虽然是作为反婆罗门教的“异端”出现，但其主要教义却出自婆罗门教的思想，后在发展过程中为争夺信众又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东西，这更成为佛教在印度衰落的重要原因。     

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对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启示

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的形成始终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条件。抗战时期，巨赞法师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与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师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新中国的佛教建设事业中；晚年“历劫”后，法师在党的帮助下领导新时期中国佛教建设。同时，巨赞法师还通过主编佛教学术期刊、撰写佛学文章推进佛教“学术化”发展。在我国宗教界扎实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加强佛教徒的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学者型僧才，创办学术性佛教期刊，创建具有佛教性质的文化产业，加强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     

《肇论》思想新释

僧肇虽然受过老庄思辨哲学的影响,但他对此并不十分满意(见《僧肇传》)。僧肇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从罗什所学的印度龙树、提婆的大乘空宗理论。他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从学罗什,“所悟更多”,并有感于当时中土佛学“时有乖谬”(《僧肇传》)的情况下,为拨乱反正,恢复大乘般若空宗理论的本来面目而作的,因此能在较高水平上把握空宗理论的精神,摆脱“格义”等方法的影响。 僧肇哲学的思辨方法,来自于大乘空宗理论的中观思想。龙树在《中论》中对中观思想有集中表述。龙树讲二谛,他认为对佛说要分别看待,有时佛以世俗谛说,有时以胜义谛说,二谛之说,原已有之。世谛所解之理,是常识,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使大家有所解悟;而胜义谛,亦即第一义谛,是要凭“现观”才能得到的,但别人要理解它,也离不开语言亦即世谛,所以说:     

般若思维简论

印度佛教经历小乘之后,大乘兴起,并成为佛教的主流。随着大乘佛教的的产生,般若学逐渐成为佛教的主导思想。“般若”,被认为能断惑证真,度化众生,而称为“佛母”,是佛教所谓的高级智慧——一种指导观察一切事物的根本观点,判别是非善恶的基本方法,也是佛教所证悟的最高理想境界。从认识论和思维科学的角度来说,般若是一种特殊的体证方法和体验境界。     

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

中国佛教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合法的、带有一定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分化、整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中国佛教会分化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佛教界内部的冲突。1935年7月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尝试,但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佛教会内部依然矛盾重重,国民党当局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努力受挫。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