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礼学中的体用思想及其发明

《汉书·艺文志》言"礼以明体",《庄子·天下篇》言"礼以道行",可以说礼学体用并重,然而却少有人论述礼学之体。王夫之重点阐述了礼学中的体用观,以及礼治义理思想,以反心学玄想空虚之弊,以严夷夏、人禽、君子小人之别。王夫之不仅借体用思想论证客观世界,阐明主客、理气、道器、知行关系,反对佛老申韩之辩,而且他还以体用观点对礼学思想进行阐述,强调了明体达用、重实黜虚的观点,反映了明清之际注重实践的研究趋势。不同于此后清代的许、郑后学,且郑玄学问以礼为本,王夫之以礼解易,虽然同是对经典的注解,但是二者思路并不相同。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20世纪中国“三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涉及面广,"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20世纪的"三礼"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法,研究视角多样化,从而在一些学术公案的探讨上多有突破。但是,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三礼"研究谈心性的居多,谈礼制的较少。未来的"三礼"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应该在传统经学考证方法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

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编撰方式,遥承朱子之志,兼采经史纪传等,先经后史,会通《三礼》,以时间为序汇纂古代礼制材料,并对古代诸家议礼之说加以考辨折中,以分节之法编纂;编撰指导思想,秦蕙田推崇朱子治礼之法,重视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礼学思想,秦蕙田承朱子《周礼》为宗周典制与尊王等思想,主张礼应经世致用并与时俱进;学术取向,秦蕙田对朱子及其弟子之礼说非常尊重,有关重要礼学问题,一以朱子之说为依归。从治礼宗旨与学术取向等角度分析,《五礼通考》是一部具有宋学色彩,受朱子礼学影响较深的礼学巨作。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论王船山《说文广义》之义理思想

王夫之为清初大思想家,著作等身,其关于文字学类唯一著作《说文广义》,内容虽是补《说文》之所未备,阐明文字之用,但同时亦展现出其义理思想之特点。本文从"理气心性""君子"等论题,讨论王氏思想之展现。王氏从对于字词本义的解读,延伸及"理气心性""君子"等义理论题,显露出其深厚的人文涵养,故能从一个字词的解释,引申说明立身处世之道理,可为研究船山思想之参考。     

李觏和王安石的礼学思想比较

李觏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礼,他们都对《周礼》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二人的礼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繁琐冗杂的章句之学,注重阐发经典的精神实质,倡导革新,与时俱进,开创宋代义理之学的先河。他们的礼学都能联系实践,通经致用,注重理财,对南宋的事功学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觏理财重在富民,而王安石理财重在富国,这是二人的礼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宋元明礼学研究

宋元明时期,历史发展出现转向,学术也出现了深刻变化。礼学走出了"疏不破注"的阶段,礼图学兴起并蔚为大观;从宋"荆公新学"到明《五经大全》的经院礼学完全是统治者施行时政、统一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注疏的三《礼》更多是为了表达自我观点,寄托改造社会的理想。改革开放40年来,宋元明礼学开始受到学者瞩目,学术空白开始被逐渐填补。但是,原先只重视宋元明心性之学的研究,忽视经学研究的传统并未改变;宋元明礼学的文献学工作远未告一段落,明代礼学研究尤然。宋元明礼学渗透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研究更是阙如。将来这些领域存在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黄以周学术思想初探

黄以周是清后期著名学者,精于三礼,所著《礼书通故》集历代礼学之大成。黄氏时礼学的研究,不仅是考证疑难制度,还有会通汉学、宋学的努力。在黄氏的论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重视义理的发挥,反对武断、臆测,对清代考据学弊端有清醒认识。黄氏崇尚古礼,反对以后世礼制来议论古礼,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经学家。     

颜延之《逆降义》钩沉

颜延之《逆降义》,历代文献中误称、异名较多,当以"逆降义"为是。三十卷《颜延之集》和一卷本《颜延之逸集》于南宋末年全部亡佚,其中《逆降义》随之亡佚。唐宋以来编纂的一些类书和史志著作中,辑存了《逆降义》部分内容。《逆降义》主要是讲礼制之普通义理,而不是针对某部礼经所作的章句或注疏。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学界多以"礼"为春秋时期的核心观念;孔子以"仁"代"礼","仁"又被视为春秋后期的社会核心观念,"义"在春秋观念史上的地位却被忽视了。实际上,春秋之"义"具有统领性、共识性和普遍性,三者共同支撑起"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春秋义观念的勃兴,表明以"礼"为代表的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以"义"为准则的宗法精神的丧失。"义"对春秋社会所产生的无形而深刻的影响,理应引起学界新的重视。     

礼仪与民族化--论退溪以后礼的民族化进程

礼是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的根本规范和法则,是各个时期政府制定典章制度的根据.宋明理学家重礼并开创礼学的新时代,朱熹是其代表人物.退溪是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家,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而逐渐韩民族化,也即创新的过程,其基点是"缘人情"而制礼.退溪与栗谷被后人称为性理学的"双璧".其礼学思想是以持身明理为要旨,事亲要孝,丧制当依文公家礼,祭礼以尽诚敬之情.栗谷门人金长生、金集父子对礼作了精深研究,使礼的韩民族化进程趋于完善,而礼义经世说是其思想特色,形成了李朝性理学的礼学派.礼学派实是性理学的践履派、实用派,其思想特点是民族性、创造性、时代性、仁情性,体现了退溪以后礼学家对于礼的解释学特点.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北魏孝文帝时期禘祫之议与北朝礼学发展

北朝自北魏孝文帝以来,以崇儒汉化为国策,尤其重视汲取汉家礼仪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朝经师治"礼"风格,对其后三《礼》学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导向作用。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禘、祫的论辩,北魏统治者一改汉儒治礼尊郑(郑玄)排王(王肃)的原则。依据统治的实际需要,糅合郑、王学说。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礼制政策方面的调整奠定了北朝礼学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