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污染物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理论与实践

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是消除环境污染外部性的一种经济手段,欧美国家在运用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排放交易制度开始在美国应用于酸雨控制计划,而后逐步用于控制挥发性有机物、臭氧层耗竭物质和二氧化碳等排放控制.本世纪初,欧盟及其成员国把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用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践,英国不仅在世界上最早实施大规模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还成功地运用于可生物降解城市废弃物填埋控制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粉尘的排放控制.近年来,波兰也采用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交易制度.这些成功经验都为我国探索运用排放许可交易制度,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环境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解开气候制度之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探微

公平原则构成了气候变化国际法上"共同有区别的责任"的逻辑基础.按照公平原则,各国应"基于影响和能力的区别"而承担不同义务.从积极环境权角度虽可证成基于人均排放量的"有区别的责任",但只有区分生存排放与奢侈排放并确立生存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才能为之提供更坚实的法理基础.各国"有区别的责任"是在定性而非定量上的不同.     

我国中小企业污染治理的经济学分析与财税政策

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中小企业污染存在上升的趋势.尽管污染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但最优的污物排放量并非为零,而是取决于不同污染物的边际控制成本和边际破坏成本.为了控制中小企业排污,促使中小企业对污染进行治理,必须严格执法并制定一系列的财税政策.     

试论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若干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解决这一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抑制企业污染成本外溢,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排污权交易便应运而生。它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条件下,确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排污权进行市场交易。排污许可证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污染的有效手段,与传统的排放标准(排污管制)、排污收费制度相比,排污许可证交易具有诸多优点,它能够有效地控制超总量或超标准排污,促进治污,避免欠量收费和排污价格扭曲。同时,它能降低买卖双方的治污成本,更鼓励厂商采用先进工艺,主动减少污染,促进技术更新,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此外,它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降低环保当局的管理费用,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责任科学合理且费用有效地分配到相关的排污者,从而促进改善工业布局,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国际研究动态

排污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来确保环境质量的一种成本效率手段,实践中,水污染物的排放权交易(即水质交易)在众多国家却屡陷困境.本文对该领域理论研究的相关主题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并集中考察了水质交易过程中的三个根本性内容,即水质交易的时空约束问题,水质交易的市场结构问题以及水质交易的交易费用和政府行为问题.我们应充分借鉴国内外的上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针对性地完善水质交易的各项基础条件,进而逐步将现行的非交易的许可证制度发展成为可交易的水污染物排放权制度.     

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PM2.5 来源气体排放量比较研究 ——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对生产排放量和出口排放量的测算

近年来PM2.5指数的上升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基于OECD和WTO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比较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各行业生产和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及其完全排放强度,并对出口排放量的变化进行SDA分解,分析表明:1995—2009年,中国生产和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分别增长了约88%和97%,而欧盟主要成员国除丹麦外均实现了负增长,中国各行业的PM2.5来源气体完全排放强度也远远高于欧盟主要成员国;中国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的增长,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也一定程度导致排放量增加,而排放强度的降低则减少了排放量;欧盟主要成员国虽然出口也有不同幅度增长,但由于投入产出结构的优化以及排放强度的降低,其排放量实现了负增长.应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以有效减少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     

全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据悉 ,我国目前 1 1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但与此同时 ,全国的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截至去年 1 1月底 ,1 1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低于规定指标 ,工业污染源达标率达到 74 % ,9个城市的地面水和空气质量达到功能区标准 ,1 1个城市实现“双达标” ;三河、三湖、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北京、渤海的污染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果 ,生态环境保护和核安全与环境监理等工作深入开展。但是目前我国的空气和水环境状况仍不乐观。全国 4 7个环保重点城市只有3 2 %让居民呼吸到达标的空气。北京、太原、兰州等城市仍未摆脱空气污染、酸雨、…     

论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架构

气候变化立法的实质是国家利用法律手段对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一种干预和控制.依据国家干预的手段不同,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分为“命令——控制”型管制制度和基于市场的管制制度.两种制度各有特点.气候变化立法要综合运用“命令——控制”型管制制度和基于市场的管制制度,扬长避短、相互补充、交叉使用,从而发挥基本制度之间的协同效应.我国的气候变化立法应属于促进型立法,“命令——控制”型制度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能效标准,基于市场的制度宜采取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方式.     

二氧化碳的法律定位及其排放规制立法路径选择

在二氧化碳排放规制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符合《清洁空气法》下"空气污染物"的广泛定义,因而美国环境保护署有权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管。在欧盟,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制采取两分法,纳入《欧盟排放交易指令》的,依指令;未纳入的,作为污染物,适用《工业污染物排放指令》。虽然可以将二氧化碳作为空气污染物对其排放加以规制,但这并非控制碳排放的最佳立法选择。因此,大多数国家选择通过专门立法来控制碳排放。我国不宜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作为空气污染物由《大气污染防治法》加以规定,而应当选择制定专门的低碳发展促进法或者气候变化应对法,对碳排放加以规定。     

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数量关系上看,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关联度极强,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关联度较强,经济增长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关联度为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工业"三废"的高排放为代价的,经济的发展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因此,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应注重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