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发展观念,对各种西方理论和学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回应时代的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后与西北大学、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09年9月,西安)、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10年8月,伊春),围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根据两届论坛的研讨情况,我们组织了这组专题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瞿林东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构架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骨骼;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国外史学的积极成果,以充实和丰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包括以兰克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兰克史学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其东传的实证史学著作主要包括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伯伦汉《史学研究法》、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等 ,这些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近代“科学的”、实证的理论和方法 ,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史学危机与史学意识

“史学危机”呼声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反应和初步调整。两次“史学危机”高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对史学意识的刺激作用也有差异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突破单纯批评的角度 ,对史学危机进行研究 ,是发掘它与史学意识内在关联的重要前提。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说开去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自然是一个“宏大话语”式的论题,需要汇聚各方智士仁人之识见,我个人多年从事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由这个题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国年鉴学派。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为证明。191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