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皇权继承危机与魏晋政治格局之形成

魏晋时期王朝数度濒临皇帝乏嗣、国统绝继的皇权继承危机。皇位的继承方式和继承人选成为影响魏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关键。当异姓政治势力无法推翻、取代旧姓王朝时,皇统按照血缘的"家"的继承方式即兄弟相及、宗室子弟入继等嫡长子继承制的变通或变异方式继承;反之,当异姓势力强大到足以推翻、取代旧姓王朝时,皇权继承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称为"异姓间继承",即他姓通过所谓的"易姓革命",使他姓家系的人夺取帝权。魏晋时期二百年的历史进程,就在国统数度绝继中,或几经接续而继起,或在他姓篡夺、改姓易代的更迭中曲折前行。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制度性制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皇族利益,限制性权力与被限制性权力具有非对等性带来了制度性制约的弹性而非刚性。"天""德""民"对皇权的非制度性制约是以造成皇帝的天谴、内省、恐惧为基础的。制度性制约与非制度性相互融合,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现代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北魏前期皇权的确立与鲜卑统治集团的分化

马克思说:"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以此来观察北魏前期,它的"官方政治形式"变革的轮廓大致如此:自天兴元年,拓跋珪"即皇帝位","依仿古制"确立封建体制始,其主要统治者为确立和巩固皇权,进行了长达六十多年的殊死斗争.终于导致拓跋部旧的"官方政治形式"的废弃,并依据秦汉王朝的模式,巩固了皇权.而在斗争过程中,鲜卑统治集团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分化和改造.     

唐代统治集团层次构成析论

本文所要讨论的唐代权力集团的层次,是以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小和距权力中心的远近为标准来划分的。唐代的政权,与所有封建政权一样,遵循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皇权无疑居于政权的核心位置。它所包括的范围,本文准备将其称之为一级权力圈,亦即唐代政权中的第一个层次。在皇权之下,唐代政权从官职的观察上,又可以得到几个不同的层次,依次分为二级权力圈、三级权力圈等等。处于唐代政权不同层次上的统治群体,就以这些层次为标准形成了唐代统治集团中的不同阶层。这是一种按政治意义划分的阶层,与通常按社会经济状况划分的阶层并非一个概念,但它将有助于我们从各个方面考察唐代统治阶级内部构成和变动的实际情况。     

拜占庭皇室女性的政治角色刍议——基于铸币的历史考察

铸币是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向社会各个阶层呈现皇权的重要载体,在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拜占庭帝国时期,皇室女性分别以皇帝配偶、幼帝摄政、女皇、或过渡皇权的中间媒介等身份出现在各类铸币上,这些铸币见证了拜占庭皇室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所能实际掌握的政治权力的演进过程。向受众清晰地传达着皇权的传递指向,抑或解释着皇权的合法来源,成为观察拜占庭帝国皇权运作、皇权交接等问题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     

北魏四部尚书释疑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四部尚书是内朝官中内行尚书的一种,作为一种荣誉封号,主要授予有军功之人。四部尚书中的“四部”是一个带有鲜卑色彩的语汇,不可附会为汉语并将其理解为北魏某种地方行政体制。“四部”确为何意已不重要,仅以“尚书”代表任职者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并直接受君主差遣。拓跋焘时期设立了大量如四部尚书这样“名”与“义”不符的内行尚书,这是拓跋焘勤于战事,奖励、储备和直接调用军事人才的需要。将诸多以事功见长的人才提拔、充实到内朝官中,逐渐打破北魏以诸部大人子弟构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内朝官结构,这样的选人用人机制既结合了自身的传统又具有制度创新的特质,为孝文帝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秦、汉“太上皇”政治文化透视——从“家人父子礼”到“朝廷君臣礼”

秦、汉“太上皇”名号虽同,然两者在政治文化内涵上却呈现出差异化。秦始皇追封其父庄襄王“太上皇”,更多是承袭三代以降血缘贵族统治下,对于祖先宗庙神灵的礼遇与尊崇,所彰显并遵循的是基于血缘宗法的家人父子礼。汉高祖仿秦尊太公“太上皇”,不仅使得“家人父子礼”向“朝廷君臣礼”转化,更是旨在解决传统“尊尊”“亲亲”观念与现实政治中子为王、父为臣的皇权政体之间的冲突;同时借尊“太上皇”以宣扬孝道孝治,为专制皇权增添人伦礼制色彩,由此强化中央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即西汉“太上皇”更多的是从其时皇权政体的建构出发,旨在服从、服务于皇权政体的需要,较秦“太上皇”有着更为精心的政治考量。     

金朝近侍预政探微

金朝近侍预政,收集信息,传达旨令,承担皇帝直接安排的任务。金朝宰执与近侍存在既交结又争斗的关系,二者权力此消彼长。金朝皇帝与近侍保持紧密联系,近侍权力的扩张与皇帝支密不可分,是皇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侍预政,与皇帝的信任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近侍预政加深,说明贵族政治回归,种族统治至上,皇权逐渐加强。这是金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汉晋间宣诏呈奏机枢制度的嬗变──游移发展、设无定制时期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以君主为最高首脑，中枢机构以君主旨令为运作依据。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全部政务活动中，宣诏呈奏是其最机要的和最核心的活动。汉唐间，宣诏呈奏机枢权力经历了由外朝宰相府向内朝尚书或中书，再向朝署中书、门下省衍变的这样三个环节。这一变化的过程。是封建时期政府中枢机构上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时期。宣诏呈奏机枢之权作为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核质，自丞相手中移至中朝侍中尚书，再从尚书转归中书、侍中。权力的交替、转换，正是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结果。反映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为加…     

南宋讲武礼的动态考察

"讲武礼"是中国古代军礼的重要一种,起源于先秦,最初是君王检阅军队训练成果的一项皇家礼仪.进入中古时期,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又与当时风行的"神圣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南宋时期,由于在皇室权力继承上的某些因素,"讲武礼"又发挥着炫耀皇帝权威、昭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功用,逐步增加仪典内涵.当然,随着困扰皇权政治因素的消失,这项礼仪也就失去生存土壤,仅剩的积极军事意义也在国家孱弱的武力现状下消磨殆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     

前朝柱石与新朝暗礁:南朝的顾命大臣探析

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一直延续着设立顾命大臣的举动,所挑选的均为当朝重臣,用以辅助新君。皇帝临终此举,却给新帝登基后造成了极大隐患。这些先帝朝的股肱大臣,在新朝时却几乎都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限制乃至威胁皇权的行使,由此引起的君臣冲突直接影响了政权的稳定,使新帝的朝政危机重重,甚至导致皇帝的退位乃至身死。顾命大臣成为南朝政治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南朝皇帝频繁更替、建康政权的风云突变,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儒家文化的历史生成

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华夏先民们在没有铁质农具从而私有制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政权。尽管夏朝废除了早期氏族社会以推举、禅让来延续权力的民主制度,形成了以血缘因袭王位的世袭制度,但其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尚不稳固,其血缘关系也很难渗透到十一支姒姓氏族以外的部落群体。继之而起的商朝将游动不拘的部落联盟演变为相对稳定的方国联盟,从而加强了地域-血缘的稳定联系,并用制度化的血缘继承关系改变了夏代"有王与无王"的混乱局面。但商朝诸方国之间的血缘关系仍然是外在的,其内部的权力继承尚存在"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形式。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充分吸取夏、商两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并通过分封诸侯的形式使王室的血缘关系渗透到整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再通过"制礼作乐"来维护和巩固这种"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亲子血缘关系出发,以"爱有差等"来论证"礼有别异"的儒学诞生了。     

试论拓跋魏的皇族政治--以宗室相国、丞相为例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摹仿汉晋制度,根据政治形势偶设的相国和丞相,多选皇帝的同族宗室成员担任。宗室就任相国或丞相的背景大相径庭,授予相国可视为立储的先兆和准备,旨在提升皇太子的声威和权势,削减游牧行国时代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丞相的选任则根据政局需要进行。北魏多以宗室担任相国和丞相,与拓跋的传统习俗和特殊统治结构有关,透射出北魏皇族政治之特质。     

论柔然职官的氏族构成

柔然汗国是以柔然本部为核心、联合了众多部落的军事游牧政权,对于归属的各部,除了直接吞并外,一般保留了各部落原有的统治结构.柔然汗国的一部分"别部"首豪被授予官职后有了指挥其他"别部"的权力,也代表汗国出使其他政权.而郁久间王族则担任"别部兵"的统帅和"监军".柔然官制及政权结构皆与其内部的"本部"、"别部"之分有密切的关系.     

家天下背景下的君臣关系变迁研究--以唐太宗、明太祖时期为分析中心

家天下政治体系内含着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即立君与驭臣。不同的皇帝权力结构中如何立君与驭臣，既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也包含不同的政治技艺。从唐太宗、明太祖时期来看，两者是中国古代皇权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两个拐点，随着皇权从相对独裁向绝对独裁的转变，君臣关系也从普通的尊卑关系蜕变为主奴关系。     

秦汉至隋唐王朝的皇权象征与权力运作

中国古代王朝的整个政治结构与权力运作，是围绕着皇帝和各级官吏发展起来的。皇权又是封建王朝基本权力的渊源。皇权的表现形式，既有其各级政府机沟内部的决策运作，也有令其臣民望而敬畏服从的外部象征c二者互为表里。互相配合，形成封建王朝政治的核心。本文拟对皇权的外部象征作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一、都城与宫室都城与宫室是皇权最重要的外部象征之一。西汉初年，刘邦与项羽争战时。丞相萧何留守长安，修建未央宫，立东阈、北闭、前殿、武库等宏大建筑。刘邦返长安，见其壮丽，很不高兴，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来…     

唐宋时期村民社会身份的变化——兼论此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影响

<正>众所周知,主要社会矛盾是影响社会变迁最主要的因素。以往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常局限于阶级或阶层矛盾的范畴。黎虎先生从权力和人力掌控的视角倡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中国古代史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的新的分期法⁽(1)),是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一个新概念,值得重视。秦至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以皇权专制为政治特征的帝制社会时期。维系帝制政权稳定的的基础是建立在“均田”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但帝制社会下皇帝用利益让渡换取对官僚的权力专制,     

浅析“废王立武”对永徽年间权力结构的影响

永徽六年,唐高宗下诏废除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史称废王立武。废王立武事件不仅仅是更换六宫之主那么简单,它更是皇帝与权臣夺取权力的标志性事件。本文将以废王立武为分界,对之前、之后以及废王立武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变化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