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者形象的焦虑心理表现

论文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提出20世纪上半段的现代文学中知识者形象有“集体性焦虑”的突出心理表现,从作品表现、作家自我表述、批评家感触等方面阐述,认为这种集体性焦虑与知识分子作为“边际人”或“过渡人”密切关联,指出对现代知识者形象的集体性焦虑的研究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二难处境

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悲剧人物形象系列 ,他们大多是受“五四”新思潮洗礼过的知识分子 ,但都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这一现象实质上表现的是“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矛盾和文化冲突 ,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人格中的深厚积淀 ,同时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现实处境密切相关     

生存思考中沉重的突围——《狂人日记》与《一地鸡毛》知识分子主体形象比较

“狂人”是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形象。“小林”是当代知识分子反启蒙形象的代表。二者表现出迥异的文化定位与自我认同。在张扬个性同群体意识的冲突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尴尬悖谬,由此演绎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     

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史的视角

从社会科学史的角度探讨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独立于哲学”、反抗哲学 ,是现代社会科学建制化或科学化的根本要求和表现 ,这实际上改变了从先验的原则来推演社会历史的旧形而上学 (社会哲学 )传统 ,对现代文化和学术机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 ,社会生活中“意义”的发现 ,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以及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 ,要求复兴哲学 ,重建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     

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定义与社会作用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个现代问题。以追求普遍原则与宗教承当精神为内涵的人文性 ,乃是古今知识分子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层次。西方现代知识界明确提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时刻站在社会挑剔者的地位 ,从而保持其超越性与先锋性 ,且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终极逻辑价值。中国知识界于 2 0世纪 90年代接受并传播了这一认识———价值守望者与社会挑剔者乃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地形”与“最佳角度”。参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分配 ,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已然不小。人文知识分子因含有丰实的社会内涵 ,故而成为经久不衰的历史话题。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初探

对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人们在谈论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时,往往多涉及相关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很少分析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心理,这也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不能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作些探讨,以求有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急躁心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就是超过西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     

浅谈鲁迅笔下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先生塑造了一系列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生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及现代社会,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撞击而开始觉醒,有了自己独立的社会追求和人生追求,但他们仍然挣扎在一个世代相传的“吃人”与“被吃”的社会系统之中,并且暂时还无力改变这个系统。这种特定的境遇使他们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分子,于是在他们身上既具有革命性、斗争性,同时又具有盲目性、妥协性。     

从《饿乡纪程》到《赤都心史》——试论瞿秋白思想和心灵的发展轨迹

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经历较为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初激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心灵苦闷和矛盾心理；二是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思想追求。这种矛盾和苦闷的心理在其早年的文学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留下了清晰而鲜明的发展轨迹，典型地体现出“后五四启蒙者”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知识分子原罪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论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民粹思想的双重文化心理

现代性在历史转折期生发,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对现代性的感受导致他们具有不同的民粹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原罪意识”又演绎出相同的民间立场,使他们具有双重文化心理。“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是产生民粹思想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士文化的负罪感使鲁迅强烈地想借助现代性改良社会、启蒙民众,以自由意志坚守民间文化立场;同时,在对封建主义色彩的政权体制又表现出“反抗绝望”的复仇主义姿态。托尔斯泰从“忏悔的贵族”到“赎罪的自觉”都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表现出在道德范围内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特的乌托邦精神。张承志带着青春时代红卫兵情结融入底层民间,强烈的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使张承志对底层人民的忏悔表现出宗教性质的感恩和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