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人性与政治——当代"官场小说"的审美偏失

近些年来官场小说创作的勃兴,根源于社会现实矛盾的加剧与作家们现实主义的政治关切传统.在越过传统的意识形态叙事藩篱以后,当代官场小说在格局、视野、境界与美学气象等方面都有所拓展或提升.然而因为作家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叙事智慧等方面的不同局限,目前的官场小说创作还有诸多偏失,主要即体现在道德价值取向方面的观念滞后与创新性不足,人性叙写的低俗化乃至把人性视作权力腐败的根源而使社会问题人性化的错误倾向,对"政治"观念理解的狭隘导致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力量有余,而对政治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切入不够与审美性不强等问题.     

超越与逃逸: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重新反省

"60年代出生群体"仅仅因为年龄上的相近而被列为一个创作群体,虽然这一称谓并不意味一个统一的文学派别,但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念、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也有相近之处.他们远离意识形态中心,创建一种回到文本、回到个人经验的文学趋势.这一代作家无疑把当代中国的文学带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创造了汉语言文学在叙事方法、语言表现以及个人的内心体验方面的崭新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表明传统中国文学的顽强韧性,又预示着未来无限开阔却杂乱的前景.他们是一种象征、坐标,一种终结与寓言.     

"对位阅读"与英国小说叙事重构——爱德华·赛义德独特的文学文本批评视点

赛义德以异于主流文学批评的文学阅读和批评视点--对位阅读,对丹尼尔·笛福、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查尔斯·金斯利、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数十位作家的经典小说文本进行了细读和分析,揭示出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隐形的主题与文学叙事如影相随.赛义德通过"对位阅读"独特的文本分析视角和批评策略,将那些隐匿在文学叙事主题中被压抑或被排除的若隐若现的历史背景,以及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两种对立却又相互依赖的潜藏力量进行"挖掘"和"表述",将文学、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帝国背景中显现出来,使它们得到发展、表述、扩充和批评.     

难以割舍的文化亲情:作家"本命城"对其创作的启示——以"湘西本土"对沈从文及其构建的"湘西世界"的启示为个案

文章将作家性格、心理、气质、观念赖以形成和文学空间得以生成的精神上或地域上的本土命名为作家创作的"本命城"."本命城"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启示是非常广泛的,文章以沈从文的创作为个案进行阐述.沈从文创作的"本命城"湘西本土对其构建的"湘西世界"的启示,体现在山水民风、人性人情、风土习俗、情爱诸方面,作家创作中难以割舍的文化亲情由此得到例证.     

狼性、狗性、人性——兼及当下的文学写作

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狼文化崇拜、狗文化崇拜一时间沸沸扬扬,但对文学更应关心的人性却缺少深入的开掘和展示.那么,在当下的语境中,写作何为？更具体的说,作家为何写作,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什么,他们要通由写作达到什么？叙事的资源、写作的姿态、叙事的边界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本文试图通过对近年来几部热点小说的讨论,透析当下写作的诸种问题.     

新世纪小说开辟的个体经验

新世纪以来,从个体经验和个人化叙事入手去展开新的可能性并且回应时代的新变,是当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或者从历史与个体命运的关系入手探讨当代中国的某些隐秘的历史经验,或者从类似神话叙述的人性挽歌角度感慨现实变迁,或从中西文化交融交汇中去感受描绘种族文化的处境,或从后改革时代的经验去书写土地的主题,本文以艾伟、徐小斌、海男和关仁山等几位作家近年的创作,探讨了他们的个人经验在小说叙事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此来理解新世纪文学的意义和审美价值,审视新世纪文学如何寻求一条汉语文学自己的路径。     

"丑陋"母亲:走出"母爱神圣"的神话——对中国现代文学一种"反母爱"主题的审视

书写"恶魔"般母亲、审视丑陋母爱的主题,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另类现象。此类现象体现在许多女性作家特别是女性意识更为自觉的张爱玲的创作文本中,构成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审视这一"反母爱"主题,可以发现其蕴有丰富的社会、人性、历史内涵和提升女性文学价值的文学史意义。     

论新时期文学世界的亲情裂变

变异亲情是新时期文学叙事中出走的另类,它着力解构传统亲情模式,颠覆固有的亲人形象,塑造一系列＂恶＂的典型,从中暴露出人性隐秘且残酷的一面,弥补了长期以来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真实性、客观性方面的某些不足,提供了一批具有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文学文本。     

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国外有不少文学史家,都曾对文学史写作提出了质疑,即他们对通常所认为的文学史能够解释文学审美特点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国内也有学者对文学史写作的合理性、可能性提出类似的疑问。毋庸置疑,上述思考对人们怎样认识、阐释文学史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他们在思考、讨论中似乎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文学史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具有真实性和时代性,但与此同时却不能走出主观虚构性的叙事文本。本文所论述的核心内容是文学史写作中的"虚构性"问题,并认为"虚构性"主要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和作家、作品以及文学事件入史的遴选标准等方面凸现出来的。本文运用叙事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某些倾向、特点为例,论证了文学史是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和限度

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很多通过对历史文本、文学文本及自有文本改写而生成的作品。作家们改写这些作品主要有三个审美向度:向外指涉,深度介入现实;向内开掘,探索人性奥妙;代偿式改写,体现为"向内"和"向外"的双向中和。他们对文本的改写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文化思潮、作家审美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为复杂而多样的文本形态。本论文以各个时期引发关注的典范文本改写作品为阐释对象,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其优劣得失,探讨文本改写所要尊严的基本前提和艺术原则。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

语式为文本由叙述方式的运用而构成的形态模式, "三言"的叙事法基本上是以一事为枢,串联多事,记人一生的"纪传体",故事多曲折而且完整,体现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十日谈>却没有承接西方叙事文学在史诗、戏剧、长篇小说形成的塑造性格的语式传统,大部分文本是只叙一事,不注重写人物的一生,叙述时间和故事发生时间都比较集中,篇幅不长.语言形式与语体变化的意义并不是只局限于语言学、文体学本身.它实际上更多地含带着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观念方面的色彩.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历史禁忌消隐后的苦难神学

新时期文学苦难叙述起源自作家特定经验.苦难的本质即在社会对人的背约,作家们的苦难叙事具有自我救赎的文化含义;由于苦难密切联系着政治社会的宏大叙事,在新的语境下,作家普遍存在对苦难的意义膜拜,创作上"诗到苦难为止",这决定他们的文学叙事缺乏对苦难的审美哲学提升.     

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性际关系的管窥

小说中的性际关系,是指小说作者在文本中通过对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描写而透露出的相关叙事姿态与价值趋向,它在相当程度上标示着作家对人性洞察的深度与广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小说中的性际关系是由小说中的爱情婚姻叙事来展示的.然而,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爱情叙事所呈现的性际关系是错位而虚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不能深刻诠释特定环境下两性关系的本质.之所以如此,除了爱情婚姻叙事被过多地赋予了阶级与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之外,还由于传统小说中的男权意识的影响.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模仿、解构:创造社"小伙计"作家的小说模式

本文以学术界不太关注的创造社"小伙计"作家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对"小伙计"作家叶灵凤等人的小说文本作深度研究,认为模仿与解构是他们小说的典型模式,他们既受到创造社"元老派"作家写作模式的影响,又超越了"元老派"作家的写作模式,为新文学浪漫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寻根小说"中的"根"隐喻与侠文化

传统侠文化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寻根小说"的部分文本中、侠的精神气质积淀在部分"寻根小说"作家的精神气度中.20世纪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在小说叙事模式与人物模式上与侠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创作主体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侠文化的体认和传承.这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如<棋王>和<神鞭>中,分别表现为主人公所具备的"侠"精神及叙事上所采用的武侠模式,以及"寻根小说"的"根"与"侠"的融合.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试论"百花时代"的爱情小说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出现的"百花文学"中,一批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触及到了"情爱"这一建国初期创作题材的禁区,并承接了"五四"时期同类题材小说的人性主题.在政治语境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这些小说透过文本叙事的裂缝传递出一种真实的个人性的东西,并隐隐夹杂着知识分子渴望建构独立人格的微弱呼声.     

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三个向度

随着1990年代后期文化语境的变化,部分作家从物质消费、身体经验和性别视野等日常主题中突围出来,重新开掘了新的话语向度:其一是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新“国民性格”进行省思;其二是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一种平民化的人道关怀;其三是于故土家园、人情人性以及民情风俗中发掘真诚、善良和美德,意图以此实现对生活庸常性的超越.考察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维度,对把握作家的自我认同变化以及当下小说的精神重建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