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的边疆学说及其对我国沿边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启示

特纳的边疆学说改变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欧洲起源观,转而从美国西部边疆的拓殖中寻找美国特性的根源。特纳对边疆、地域和地区的研究建立了地理和历史关系的新范式。这种范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和战略观念不同,不应不加区别地直接套用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应该关注“中心—外围”和“缓冲地带”观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边地区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和实践进行指导。     

特纳-威尔逊的"边疆假说"——兼议二者对"边疆"理解上的差异

"边疆假说"是美国史学精神独立的象征.一般而言,国内外史学界都认为"边疆假说"为特纳独创.本文认为,从"边疆假说"创立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学说实属特纳和威尔逊二人共同创立.特纳的"边疆"强调地理环境在美国国家及其后来地域性冲突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威尔逊的"边疆"更强调美国文明的有机成长对西部的整合与美国统一的国民性格形成的影响.     

边疆文化构建与边疆治理

随着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边疆地区依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逐渐成为经贸活跃、文化交融的“热点”地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进的今天，边疆不再是传统军事安全层面上的单纯的政治边疆、国防边疆，它已成为国家全方位开发开放的前沿。在保证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消除威胁边疆社会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隐患，整合各种统制机制治理好边疆，从边疆文化的构建入手，通过边疆文化的社会功能，探索治理边疆、稳定边疆、繁荣边疆的途径，从而使边疆地区得到长久而稳定的繁荣发展。     

从亚洲内陆边疆到中间圈——中国边疆研究视角的变化

拉铁摩尔在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中过于强调北方边疆,而忽略南部边疆,强调地理和经济因素对中国核心区域的范围的界定,而未能认识到南部边缘地带与核心区域互动的复杂性,以及这些互动在形塑华夏过程中的作用.王铭铭在“藏彝走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间圈的概念,这一概念涵盖了拉铁摩尔提出的内陆边疆地区,也包括了西南的藏彝走廊和东南的部分少数族群.在考虑中国的南部边疆问题时,从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三个圈层的互动角度来解读这种时代变化,对中国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明代滇西边疆研究述评

文章从政区设置、边疆经略、民族史等方面,对目前学术界对有关明代滇西边疆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述评,对研究新动向和视角进行了总结.认为从地方、中央甚至周边关系的多重视角研究边疆地区,可以发现边疆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并发现这种互动关系对边疆社会变化的推动作用,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滇西边疆的发展与形成的历史.     

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得与失

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和川西南等地的西南边疆,秦汉时进入封建王朝的版图。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经历了变动起伏的发展过程,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也十分丰富。对1840年以前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施政中的得与失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中国传统民族边疆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边疆观的形成

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中国古代社会对边疆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凡是与中原文化相异,经济落后并为周边少数名族控制的区域,或与周边少数民族和政权控制之地相邻区域,古人皆视之为边疆。边疆民族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与演变,随着近代"边疆"与"民族"概念的明晰,而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近代边疆民族观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但同时也反映出在民族同化过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个性的忽视。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

本文关注战时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转变与开发,探究战时围绕边疆展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针对蒋介石下令设置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战时边疆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特点进行分析。其中,从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设立与活动不难看出,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试图对边疆加以强有力的直接统治,同时也可窥见国民党政权战时边疆政策中官僚主义要素的萌芽。另一方面,战时的人们积极响应边疆工作人员的招募,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组织下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招募活动,即战时边疆政策中非动员的一面。此外,战时人们所树立起来的边疆观,受到了知识分子的边疆研究的广泛影响。由此,对战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国边疆有着积极志向的,政治与学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空间。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历代王朝边疆争议的分析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与局限性。早期传统士大夫更强调以"中国"国内为重,强调爱惜民力,不免鄙视周边领土与民族,边疆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地",故而常常将固守疆土与穷兵黩武混淆起来。对边疆地理认知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边疆意识的进步,而边疆争端与边疆争议是激发边疆意识成熟的催化剂,对于边疆民族与地理环境认知水平的进步,也是深化边疆意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从"无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轻言弃也",都标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阶段性提升、成熟与进步。     

一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前行著作——读《马大正文集》

马大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辛勤耕耘了数十年,陆续出版了5本成果的结集:《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宋育仁的边疆思想

边疆危机是中国大多数王朝要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晚清以来,中国四面受敌,边疆危机较之以往尤为严峻。宋育仁高度关注边疆危机,他痛陈边疆危机,怒斥列强侵略,提出了解决边疆危机之策:密切联系,加强管理;主动出击,全国防御。他对边疆危机的关注和思考,反映了同时期进步爱国人士的共同心声,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长城的团结: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历史法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评述

拉铁摩尔以长城为标志,对中国历史边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展开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以草原、绿洲、农业等人文地理概念为范畴,对中国北方边疆区域地理生产方式、经济政治交往的相互性因素进行宏观考察.提出中国历史是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两种秩序相互循环的历史理论.拉铁摩尔的研究恰好反映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历史关系.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法理.20世纪中叶起,中国进入东部(海洋)与西部(陆地)区域间的新地理循环,以构建中国的工业化.     

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批判思潮与边疆观念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姚莹、沈垚等史地学者对边疆形势和边疆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与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社会批判思潮集中反映了边疆观念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上日益泛滥的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面对昧于边情的社会人士和投降派官员的所言所行,史地学者给予了有力的斥责和抨击。在批驳的同时,他们自己则表达了要求关心“边情”、努力了解天下大势、维护边疆稳定和疆土完整的愿望和要求。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祁韵士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祁韵士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承先启后的著名学者;正是祁韵士开始了中国学者对蒙古的系统研究和对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结合的研究;他选择西北边疆史地既与他习满文充国史馆纂修及谪戍伊犁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康雍乾三朝用兵西北平叛拓疆及诸多学者转向蒙古新疆学有关;其研究的特点是:实地考查与文献考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的贯彻.祁韵士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其治学方法和学术影响也泽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