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洪”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点遗留问题

日本欲借在淞沪战役中的军事胜利,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劝降,但日方的谈判条件与中方谈判方案的精神不符,故遭到中方拒绝。随着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日军一路西进直指南京,欲图再度逼降。此时国民政府向美苏两国紧急求援无果。日方破译了中方对美求援的三封电报,知国民政府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一边加紧攻城一边提高了对华谈判价码。南京陷落后,日本对德隐瞒部分新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待援”政策,迫使日本向德国和盘托出全部新条件,但陶德曼大使未转告中方。日方误以为德方已经转告,此时,德国表示“御任”之意,日本遂决定终止“陶德曼调停”。     

1935-1938年川省政府对县长人事的整顿及影响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刘湘政府在蒋介石帮助下收回防区民财两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县长人事。刘湘进行县长人事调整的每一步都给当事各方势力带来冲击和影响,川省地方军政势力的不断消涨、变化及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纠葛其中,随着各项措施的出台和县长人事的不断调整,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对刘湘整顿县长人事的措施也由支持转为干预,最终随着刘湘的去世,刘湘时代任命的县长群体逐渐势弱、分流。川政统一初期县长人事调整的过程,也是当事各方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现象贯穿着川省统一初期的政治进程。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光甫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援要求迫切,陈光甫两次奉命赴美谈判,签定了桐油借款协定和滇锡借款协定,为中国独立抗战取得了财力上的支持;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与中国旅行社等实业也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他还积极协助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论1939年天津事件后的国民外交运动——兼论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应对

1939年的天津事件是在抗战初期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谈判中向日本妥协,此举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英日协定的签订更是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对于事件后的国民外交运动,国民政府表现了支持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也对其进行了鼓励和引导,从而形成了民众、国民政府以及中共在事件后的三方互动局面,为维护中国主权和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后国民政府迟迟不对日宣战原因浅析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开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抗战的准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南越长城,在华北大地上燃起战火,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为什么在全面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后,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呢?这一问题以前史界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先辈同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储蓄政策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储蓄政策述评杨斌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沿海富源丧失，军费支出剧增，法币发行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随之出现。为吸收游资，稳定法币，抑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自１９３８年起相继公布一系列储蓄政策，正式推行战时储蓄。由于以往的经济史著作中对战时储蓄政...     

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的谈判及其实现

随着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英国对华外交的重点.当国民政府成为一个能够有效控制山东的权威政府时,英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就威海卫交还展开交涉.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大使蓝普森以1924年交收威海卫草案为蓝本进行多次谈判,最终于1930年10月1日成功收回威海卫.     

从几个节点看1920—1930年代招商局政企关系演变

1920—1930年代的招商局政企关系起伏较大,影响深远。该局虽然能够抵制北洋政府"查办",却被国民政府先"清查",后"国营",最后收归"国有"。此间的各方往来及因应互动,反映了政企之间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过渡。影响招商局政企关系走向的既有"政"的因素,也有"企"的因素。招商局面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干涉的不同结局,为长时段观察中国近代政企关系走向提供了较好的案例。     

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抗战时期关内日伪政权选派留日公费生考略

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忠实于日本的高级“人才”，日伪政权十分重视公费留日学生的选派，伪华北临时政府（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派了不少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为主，可以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扶植的伪政权及其所属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拔、派遣留日公费生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梳理，进而深化抗战时期的日伪政权留日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的南海地缘环境与我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维护

进入20世纪,中国南海诸岛不断遭到日法等列强的侵扰,南海局势也日趋恶化.为了维护南海权益,当时的国民政府展开了外交斗争,并采取各种措施开发建设东沙、西沙群岛.国民政府维护南海权益之举,为以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捍卫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统一公债案述评

国民政府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不是新发债项,而是以发行新债票的形式对原有各项内债进行的第二次整理。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各项内债的本息延期偿还,发行统一公债五种债票换偿各种旧债未偿债票,同时延长各债的还本付息年限并降低利率。统一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其负面影响仍是主要的。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改征实物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于1941年6月16日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对于这一措施应如何评价?在以往的论著当中,多谓此举“是四大家族掠夺、搜刮农民粮食的一种暴政”,是“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搜刮手段”。有的虽然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也是闪烁其词,似是而非。总之,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尚阙公正评说。笔者以为,此实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的一大改革,它在当时对     

战时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调查——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与同盟国一起为战后惩处战犯而开展敌人罪证调查,并于1944年2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敌人罪行调查的工作规程和办事细则,进一步推动了敌人罪行的调查工作。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试图通过调整撤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重新明确敌人罪行调查工作的分工,以适应战后审判的需要。虽然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十分认真艰辛的努力,也整理汇编了近三千件罪证材料,但由于各级政府对调查敌人罪行认识不足、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缺失权威以及特定战争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战时日军罪行的调查成效并不显著。     

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交涉若干问题论略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交涉所采用的"边缘谈判"方式,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中国代表团努力争取的结果,"边缘谈判"同"会外谈判"或"直接谈判"有着本质区别;胶济铁路解决方案也是在英美调停下,中日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当时形势下唯一能够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因而是旧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得多失少"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上的艰辛努力和出色表现应予肯定,山东问题的解决与美英两国的调停及对中国的支持也不无关系.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制定了与英美等国联手打败日本的外交战略。同时为了配合外交对策,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部署了若干应对措施,将对日战争更紧密地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国民政府军的作战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与盟军联合作战,国内军事则以整训军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为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