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蜀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源远流长、特色突出并具有全国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蜀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术文化。今日所说的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蜀学研究是以具有蜀学学术特色和与四川学者有学术联系为范围,其时间上限为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其下限及于当今。加强蜀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成都十二桥遗址

在四川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当中，位于成都市区内的十二桥遗址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在这处遗址当中发现了大型的商周时期木结构建筑群，还发现了一批有别于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同时期出土遗物的独具时代和地域特征的陶器，为建立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认识古蜀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重走蜀身毒道”系列之五：仁者乐山，义者宜宾

蜀身毒道分为东西两线，其中东线从成都出发，南行由岷江道经四川乐山，再由四川宜宾五尺道经云南昭通、昆明，在大理与蜀身毒道西线永昌道连接起来，自先秦以来，便是古蜀文化南下进入云南腹地的必经之地，是蜀王扼制西南各族群以称雄长的据点，也是秦汉王朝开拓西南夷的前沿，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     

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动——兼论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本文将考古材料与金文、甲骨文、文献相结合,讨论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权力动荡引发的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由商文化主导到周文化统治的变动过程。并通过论述海岱地区商文化、周文化、夷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尝试解决该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闽越文化与客家文化

本文认为，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南迁至闽粤赣边的汉人与当地的土著民都是客家先民，而土著民中闽越族的成份占有较大的比例。 在客家文化事象方面，从其宗教信仰中透视出的对蛇、石、树、鸟的崇拜，都源自闽越族的古老思想观念；妈祖信仰和临水夫人信仰原来都是闽越土著不同族类的原始崇拜，被客家顺利引进，流传广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客家具有广泛的闽越族信众基础和闽越巫文化背景。客家妇女不缠足之俗亦源于百越或阅越文化，客家方言的一些特殊词汇和特殊语法，据研究是受古百越语影响所致。如此等等，说明客家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南迁汉人文化与闽越文化交融的结果。     

赣语词汇中的古越语底层成分及其成因

现代赣语词汇系统中沉积着大量古越语底层成分,这与其形成的人文历史密不可分.史料记载,大约商周时期,赣鄱地区属于百越族聚居地.其时,百越族中的干越族或曰扬越族统治着赣鄱地区,其活动中心在赣东北余干一带,与东部瓯越地域毗邻,关系十分密切.干越族在赣鄱地区活动时间长达千余年,这使赣鄱地区至今不仅保留着古越族的生活习俗,而且还遗存着古越族的语言文化烙迹.     

闽台关系史丛谈

本文就"‘闽在海中'与台湾的早期住民"、"澎湖与泉州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诸问题取证设论.本文认为,台湾是古闽越族的住地之一,古闽越族为台湾的早期住民;泉州官府在澎湖驻兵设官的时间应不迟于宋乾道四年(1168);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充分体现了"兄弟相扶持"的情分.     

福建历史上几个人口数字考证

中国今日保留下来的历史上的人口资料,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但由于政治经济上各种因素干扰,古代册籍上的人口数字常常与实际出入很大,福建历史上的人口数字正是如此。闽越时期的福建人口。朱维斡《福建史稿》在论述闽越国人口时引用淮南王刘安的一句话:“越甲卒不下数十万”,若该数字正确,闽越族人口数字相当可观。不过朱先生也认为     

论闽南民间舞蹈的多源性特征

闽南民间舞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闽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多源性特征.闽南最有代表性的"拍胸舞"源自古闽越族祭祀舞蹈;"嗦啰嗹舞"与中原文化有着不同寻常的渊源关系.闽南民间舞蹈源于传统宗教习俗,并保留有域外文化遗响.     

哀牢文化新探——倭奴即哀牢说

以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发现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是一种与中原青铜文化有某种相似的底色,但它又是一种与商周青铜文化很不相同的一种青铜文化。由于我国云南地区的地缘关系的特点,云南青铜文化不仅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史的学者所关注,也为国内外研究东南亚古史和太平洋交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2 0 0 3年 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2 7件氏铜器 ,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 ,可分为 3组 8篇 ,并应与 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 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 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 ,其中的 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 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 ,将 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 ,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 ,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 ,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商代对晋南地区的经营

晋南地区是商朝极力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早商时期对晋南地区的军事防御是早商时期经营有夏之居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资料表明，由于商朝国力的衰落和晋南地区土著势力的强大，中商时期，商朝一度放松了对河东、晋南大片地区的控制，而重点加强了对晋东南地区的经营。晚商时期，商朝军事力量在晋南地区进进出出，从侧面反映出商朝实力的消长和晋南地区颇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商朝对晋南地区的持续政治、军事经营客观上促进了山西境内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为周朝建立前夕，文王之世在晋南地区的开拓奠定了基础，并对晋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日本绳文时代的影响

从中国和日本考古文物、古代文献、古史传说来看 ,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日本绳文时代审美文化曾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影响表现为以山东后李文化为代表的“太昊时代”审美文化对绳文时代草创期、早期审美文化的辐射 ;中期影响表现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少昊时代”审美文化对绳文时代前期、中期审美文化的渗透 ;晚期影响表现为商周时代青铜、玉雕等审美文化因素在绳文时代后期、晚期审美文化中的凝聚。由于接受了中国上古审美文化的影响 ,日本绳文时代无论是在太阳崇拜、火崇拜、凤鸟崇拜、鸡崇拜等深层文化观念方面 ,还是在整体造型、陶塑装饰、抽象纹样等审美形式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从而呈现出由神秘古拙到神奇华美再到庄重秀雅的风格转换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甲骨文中的巴方——兼论巴非姬姓

甲骨文中的"巴方",其国名虽有多种隶定,但似以释巴为胜。从文献所载商末周初古巴国活动于汉水上游一带,以及宝山文化为早期巴文化等情况看,将巴方等同于古巴国或与事实相近。周初封巴于南土,不过承认其诸侯国地位而已,并未导致巴国王族由此改姓而成为汉阳诸姬之一。     

从"五族共和"到《共同纲领》

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所绘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从宗教、政治、婚姻等若干方面,描绘出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理解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充分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思想价值。然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带着传教的企图,夹杂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这是我们在评价其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