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美国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

美国资产阶级文化五四时期在中国广泛传播是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一,也是最主要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充当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特别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精神武器.众所周知,中国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到五四时期开始进入了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层次.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当为伦理问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李大钊说:“黄远生有言,新旧异同,其要不在枪炮工艺及政治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春之叶,非其本源.本源在何?在     

试论毛泽东早期伦理观

<正> 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的基本点。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就是从伦理道德方面打开缺口的。陈独秀曾说过:“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认为,仅仅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是不彻底的,只有学习西方的哲学和伦理学,确立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才算学彻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杨昌济就是抱着这种观点,把研究伦理学当成自己终身职志。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也十分重视伦理学,企图通过德育以达到改造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试论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

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是在他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人权"和"科学"两面大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构成了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的主线;"主权在民"的"惟民主义"是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之宪政国家是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追求的目标。     

五四前期的道德启蒙

五四前期的道德启蒙洪峻峰一、“中体”防线的突破五四前期启蒙运动的中心是道德启蒙。启蒙运动的发动者陈独秀，１９１６年初明确提出了启蒙的二重目标：实现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并认为，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政象已开始促使国人政治的觉悟，“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     

超越个人主义——五四时期陈独秀伦理观演变述评

五四时期,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启蒙思想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相应地,在伦理思想上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从倡导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替代封建家族主义为内容的道德革命,到以集体主义超越个人主义,完成了一次伦理观的飞跃。研究其伦理观演变的过程,对我们反思当代伦理观论争不无启发意义。一与大多数五四启蒙思想家一样,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重估一切价值”,但其独到之处是紧紧抓住伦理价值的变更,特别强调道德革命。他提出“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当时处于深刻历史变动的中国社会经历着一场道德失范和道德新旧转换的痛苦过程。他一方面承袭了     

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以"新人"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的换血,从而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乃是五四先驱的一个基本逻辑构成。将"心身薄弱"的"纨绔子弟"改造成"心身两全"的"朴茂青年"也就成了五四先驱最初追求的"立人"目标。所谓"心身两全",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当《新青年》"主撰"意识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后,"德育"便作为不二的启蒙法门被给予了超负荷的重托。至此,五四先驱的"立人"目标已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陈独秀人口思想述评

陈独秀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用他所选择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探讨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形成了他的人口思想体系。这是陈独秀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本文拟就陈独秀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予以探讨。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陈独秀早期新闻实践与中共建党

陈独秀曾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的这段启蒙报刊实践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陈独秀作为早期的中共领袖犯过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陈独秀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贡献仍然是毋庸置疑的。本文着重于探讨陈独秀启蒙报刊实践与中共建党的联系。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转型时期社会改造路径与趋向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都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社会改造运动。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希望沿用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方式进行纯思想文化启蒙,但现实迫使他们在1919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开启了把思想启蒙与行动主义相结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已被此后的历史证明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社会改造运动的路径与走向。     

人身保险利益确认原则之解析

对于人身保险利益的确认,我国<保险法>采折衷主义之思路,欲兼采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之长,却生搬硬套,机械结合,未能收"兼美"之功.新折衷主义的思路是:以同意主义为主,利益主义为辅,构成完整而有效的道德危险防范体系.     

百年回眸:“五四”双重气质再寻绎——以文艺复兴与文化启蒙两大谱系为主体的“运动”解析

回首百年"五四",需从其"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双重气质说起。置于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从"文艺"和"启蒙"双重维度审视新文化运动的起伏、颉颃、变奏,可以清晰把握其"来龙"与"去脉"。以"文学"作为共执的支点,胡适"改良"的谦和、不确定性与陈独秀"革命"之坚定无比、彻底决绝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气质的根本差异。"问题与主义"之争、"自由与解放"之争、"提高与普及"之争等都是胡适与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仁对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不同拣择与流布,是"复兴"与"运动"的分理。最终在中国语境下,新一代知识分子纷纷从书斋中走出,与工农大众为伍,"运动"以强劲态势压倒"复兴"。从双重气质到单一气质,由复调到单调,"五四"经历了由乐章到华章之血与火的历练。     

五四伦理革命与公民精神

五四启蒙的中心主题是公民精神的建构。新文化运动倡言之个体本位、独立人格、权利观念、功利取向、法律意识、契约精神、科学理性，以公民精神而一以贯之。五四伦理革命，旨在以契约性的公民伦理更替身份性的家族伦理，消除传统礼教之伦理异化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扬布公民精神和叛离儒家传统，表征着现代中国之人格的觉醒     

学术研宄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读《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

<正>2015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百年历程。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白话文运动也已百年。提到白话文运动,人们总是过多地将视角聚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时段,而对于白话文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发生却鲜有提及。没有晚清,哪来"五四",这一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著名论断也显现出了清末民初这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段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天津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反传统倾向及其批评

随着近代中国王朝体制的瓦解,制度危机与信仰危机成为思想家们迫切解决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主张否定传统,其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反传统主义倾向,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们则对此提出审慎的批评。这两种启蒙逻辑为20世纪早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范式。     

由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引起的思考

五四是爱国民主运动 ,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 ,就不断遭到一些守旧人物的反对和攻击 ,引起争论。其中 ,尤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最为著名。本来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可是前几年有些学者却认为 ,杜亚泉维护“固有文明”是对的 ,而陈独秀宣传西方文化、批判孔道是错的。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和思考 ,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认识。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建立中华民国 ,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帝制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一…     

论陈独秀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及其实践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不管对陈独秀的功过是非评价如何,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承认的,那就是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整个社会普遍关注妇女问题的时代大潮之中,陈独秀在其政治生涯的起始之初,就开始关注中国妇女解放的问题,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中共建党前后,陈独秀更是热情关心、支持、参与了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从历史、现实及理论上精辟地分析了妇女悲惨的命运,备受苦难的根源以及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行列中,为推动中国女性思想的启蒙和争取解放的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的规范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为启蒙开新路——新文化运动之于个体主体性的革命

新文化运动之于启蒙,是一个永远找不到唯一答案的问题。那场运动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将个体从家权、族权、国权的繁重束缚中解脱出来,从一开始便以"自我"出场,掀起一场旨在解放主体的革命。可当儒家纲常伦理退出社会价值体系后,所带来的却并非主体的自由独立,而是失去价值导向的空虚的个人。事实上,这种虚无的"个人主义"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救亡"压倒了"启蒙","国家主义"权威成为主体新的"外在"统治力量。而解救这一"现代性"弊病的可能途径在于主体"公共理性"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