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开始兴起,强调关注"人"的历史和"活"的历史,不仅对传统历史学研究范式构成挑战,而且影响很快蔓延至其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本研究在细致梳理国内口述史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存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两种口述史研究路径,二者之间界限较为分明。正是因为不同学科口述史研究理念的差异,极大限制了中国口述史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口述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超越于既有的研究范式,从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拓展并深化口述史研究。同时,口述史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经验,加强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并通过口述史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

近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进入国人的视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理应成为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口述历史"侧重的也是人的语言叙述.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它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另外,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介入是其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需要口述史的抢救性保护.与一般史学不同的是,口述史主要关注现实性的问题,现当代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口述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在史存,人无史亡.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抓紧时间抢救那些"活态"史料,或补文献史料之不足,或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口述史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三方面影响

近十余年来,中国现代口述史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一些著名史学家高度肯定口述史的价值,一些口述史学者热议"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一些著名文化史学者预言口述史将会引起史学领域的革命。的确,大量的口述史成果为当代中国文化增添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资料,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纵深研究、细致描述的途径,并有助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和书写范式的创新。     

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传统文学史相比,文学口述史具有人民性、故事性和操作性.这种"活"的文学史不仅讲述鲜活、生动的口述史料和文学故事,而且展现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技巧.文学口述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口述史料的综合研究.如果我们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研究、记忆研究、媒介研究等.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口述史叙事

后现代文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带来了文学与文化的变革。口述史研究是后现代文化关注弱势群体,让处于边缘文化的民众进入社会中心舞台发出声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从对历史、文学的口述史研究发展到影视的口述史研究。本文以访谈纪录片《消失的1945》为分析对象,提出"声音"是口述史叙事引人注目的听觉形象,电影口述史叙事充分发挥视听艺术的功用,让口述者的声音叙事引领着画面的切换,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     

时代呼唤着口述史学

历史学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迁的,时代对历史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为大众所接受,走向社会化.史学家们开始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上层人物的精英历史观,已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他们的历史.于是口述史学应运而生.     

口述史中的情感与集体记忆的生成

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体验,也是进入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反映了个人主体与大历史的遭逢。在访谈关系中,访谈者与亲历者之间除了意识层面的互动以外,还发生着无意识的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以"移情—反移情"的现象反映出来,其中情绪便是一个重要指标。透过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我们可以分析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过程,如此,可以揭示历史的无意识过程和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透过身心—社会—历史的视角和路径理解口述史访谈中的情感,可以进一步理解集体记忆的复杂生成机制。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简述藏族口述传统及其特点

近年来,口述史在藏学界兴起,然而在具体的运用中似乎还有一些误解.其实口述史、口述历史和口述传统各自有着独特的范畴和特点.本文简单地梳理了上述三者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认为藏族的口述传统主要有四个,即“仲”、“德鸟”、《格萨尔》以及宁玛派教义的口头传承.这四个口述传统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几个共同的特点:再创造、开发智力以及家在这几个传承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中转站.     

对口述传统的纵横思考

“口述”和“传统”以及“口述传统”一直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从“传统”的建构来看,社会记忆使“传统”通过“现在”而被呈现。从史学角度来看,“口述”与“历史”的携手不仅打破了历史陈述的垄断,赋予历史平民化、大众化的基本特色,而且也促使一些历史学家的史观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