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而具有了世界意义,国民政府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美国对中国作用的重视,这些因素使中国取得了大国的地位。尽管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有其局限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积极意义。即使取得了大国地位,也并不表明在大国关系中就能够获得平等地位。在世界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平等的大国。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源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而这一无形的精神因素又是最不稳定最易消失的。中国内部本身两个政权、两个军队、两个战场的存在就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只有如此认识中国的大国地位,方可解释中国在战争中作为一个大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国民外交

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会议召开前后,广大民众就南北政府参会代表资格问题和鲁案直接交涉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议论,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行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对会议前后的民众舆论和国民外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表现了其对民众的关注和重视。事实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国民外交的大力支持以及民众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认同和拥护,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中国环境外交的开端:成就与问题

1972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中国环境外交的开端.在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开展了大量的外交活动,阐明了我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同各国交流了环保经验.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对环境问题缺乏全面的认识,对环保国际合作的重要性重视不够,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忽略了环发领域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无论如何,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给中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联合国创立初期美苏英之间的分歧与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并成就了联合国这一战后最大、最有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本文通过论述和分析联合国成立过程中大国间分歧和矛盾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的协调一致,试图找寻隐藏在这些分歧协调背后的深层原因。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以及最终的协调一致,也使联合国为战后世界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机制和场所,从而得以实现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和原则。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中国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

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努力调和各方立场,通过出色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为推动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美国使会议无果而终的企图。这次会议不仅使印度支那和平得以实现,缓和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也使中国南部边境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中国代表团还抓住机会,积极展开灵活的外交活动,使中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改善,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并打开了日后长达十几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门,使中美两国有了一个直接的正式沟通渠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文化运动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先后通过中国文化学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等组织推动一系列文化运动,目的是确立三民主义思想在党内至高无上的理论指导地位.但经过重新诠释的三民主义已经严重变质,国民政府所着力推动的文化运动,除了新生活运动在抗战时期还发挥一些实效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读书运动不久即偃旗息鼓.     

浅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从会议的背景、内容、对持久抗战的意义来考察,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是抗战中一次比较积极和进步的会议,应该给予肯定。但由于国民政府政治态度的逐渐改变,南岳会议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冷战后联合国面临的挑战及其机制转变

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使20世纪世界政治跨过了一个历史分水岭。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大转变对联合国的既存结构和机制带来了挑战,推动着这个最大的世界组织进行重建,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联合国有可能执行其作为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保障机构和协调者的使命。同时也存在着被少数大国操纵和利用而为其服务的危险。因此,在跨世纪的年     

中国对联合国观念定位的历史嬗变

中国对联合国所持有的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动因主要取决于联合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表现及中国政府对其性质的主观认定。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自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中国对联合国的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现有的联合国体制并不如人意,但中国需要安定、发展的局面,就不能不与之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身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并在联合国舞台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